古者为史，皆据所闻见，实录事迹，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，谓之传信。惟仲尼作《春秋》，乃讳国恶耳。夫《春秋》，圣人所特作，以见一王之法，不当引为史例。然其讳国恶，犹但使显者隐之，大者微之，率皆有文以起焉，不昧昧都为藏匿，使不可知也。后之史官不达此意，猥自托于圣人，以是为史，未尝直书。上则顾时君忌讳，退又恶斥言当世权势大人罪过，改之易之，以就美好。悦生者而背死人，不顾是非，故贤士大夫之事业有不记者焉。仆不自料，常欲矫正此弊，是以窃作《丞相莱公传》，网罗旧闻，整缉异端，亦可以少见凡例矣。《传》曰：「所见异词，所闻异词」。仆今去莱公数十年，非见而闻也。于其行事官爵进退，不得如目睹一二道之也。左丘明世为鲁史，又亲见时事，其著贤大夫成败，率不过以再书。太史公作《张良传》，称非天下之所以存亡则不著。知古人为史，不必琐琐毫举釐录也。莱公事迹在人者多，仆特取其大节数事，左丘、司马之志也。今枉一通，足下以仆前意观之，当还示其可否焉。太史公作《帝纪》，世或传武帝怨其刺己而言景帝之短，迁以此坐死。班固私作《汉书》，几不免诛。习凿齿书枋头之败，垂为桓温所杀。为史之祸乃至此，所谓尽言以招人之过者欤！然仆非敢如此以自取直名，欲正史法，明《春秋》之指，以趣圣人耳。然此意未易为俗人道也，足下为吾蔽匿，使知之者知之，不知者不知，则吾幸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