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宗皇帝庆历中，尝以三代之盛，百工庶尹皆有经常法度之教，以揉治民奇邪之性，使趋于粹美。此由其道素行于庠序，而后施于朝廷，故推有本源，而无末流之弊。于是诏建学于天下，以觊淘治之污而使之洁清，铲道之驳而使之醇一。当是之时，老辈晚生，相与勉慕，不荒不嬉，渐捐去僻丽之习，而薰灼乎彬郁之文。未踰年，献议者以为法令之明，戎武之厉，吏事之干，此足以治天下，彼诗书礼乐但外为藻绘，非理世急务，于是弦诵之声，复寂寞而无闻。是不知三者虽于治不可阙，然不可专用以治天下。傥颛而行之，则尧舜之仁，不及商鞅之法；汤禹之教，不及孙武之术；用孔子之道，不及李斯之智。是用刀锯戈矛、簿书期会以待天下之士，此岂享国久远之谋哉？盖虎视之君拔本障原、任己速亡之术也。为郡县者，诚能兴之于已废之后，此岂不谓之适要哉！合州汉初旧无学舍，有破屋数间，以为孔子庙，地势卑下，岁尝有江水涨浸之患。治平二年冬，进士冯元崇率邑之儒衣冠者，各办材甓工役之费，易福源僧院之隙地，重建孔子庙及创学斋四十间，以为师生肆业之所。县令王周卿实董其事，县尉冉和以俸给二十万为彩绘之用。君子谓是役也，既为劝学尊道之要，又合仁宗庆历诏书之意，学者诚能日于其中讲究六经之旨，以及于九流百工，而求其治心正身、化民成俗之道，予将见汉初之俗齐鲁如也，岂徒土木之工，以市好事之名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