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以尧、舜之为君，禹、皋陶之为臣，可谓至治矣。然考之于《书》，皋陶之所以矢谟于舜，而禹亦称「惟帝其难之」者，在知人、在安民二者而已。安民则惠，岂非治道之先哉！又况乎畿甸之民也？臣窃见日近有东明等县百姓约千百人，诣开封府告诉为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。本府不肯接状，却称不曾受得朝旨及司农寺关报。百姓既无所诉，遂突入相府。宰臣王安石谕云：「此事相府元不知，待与指挥，不令超升等第，仍问汝等来时知县知否」。并言不知。至十五日聚来御史台前。臣为本台无例收接诉状，寻谕令散去。退而访，闻得司农寺超升等第因依，乃是不依逐县元定户活等第，却从司农寺将见管户口品量等第均定助役钱数，抛降与逐名，令管认户力次第升降重别，造成笺簿，依条限晓示人户知委，须管于农务前了当。臣今举一县以言之，只如酸枣县乡村第一等元申一百三十户，今司农寺抛降却要二百四户，即是升起七十四户。第二等元申二百六十户，今司农寺却抛降三百六户，乃是升起四十六户。第三等元申三百三十九户，今司农寺却抛降四百五十九户，乃是升起一百二十户。臣窃谓凡等第升降，盖视人户家活，高下须凭本县，本县须凭户长里正，户长里正须凭邻里，自下而上，乃得其实。今来却自司农寺预先画下数目，令本县依数定簿，岂得民心甘服哉！譬如所以为带者为腰也，所以为履者为足也。带之长短须随腰之丰瘦，履之阔狭须准足之小大。今若带长而有馀，则增腰以满之；履狭而不足，则削足以就之，可乎！超升等第以就多出钱，何以异此！况京畿者天下之根本，不可不挂圣虑。据此次第，人户纷扰，词诉卒急未了，虽欲委府界提点，胁以止之，窃恐川壅而溃，其伤必多，可不念哉！自来措置民事，何尝不自州及县。岂有文字下县，州府不知之理？窃详司农寺不关报开封府之意，显是自知所行之事于理未安，指望诸县畏威不敢异议。若关京尹或致争执，则事体稍重，有碍施行，所以公然不顾，直行下县。兼今来已是农务之月，如何农务前定要了当，欲随夏税起催乎？臣又访闻得中书见差孙迪、张景温下诸县体量，仍令诸县将不愿出钱人户别作一项开坐，臣窃恐待将不愿出钱人户，困以重役，以此威胁，谁敢不从？臣愿陛下沉思熟虑。畿内之民从来骄养，有同赤子，今来已被团保之法行之猝暴，惶骇未已，若又不住陵虐，所忧不细。《书》云：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，民可近，不可下」。《诗》云：「商邑翼翼，四方是则」。《春秋》内中国而外诸夏，可不务安之乎？今判司农寺乃邓绾、曾布，一为知杂，一为都检，正非臣言之，谁敢为陛下言之者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