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闻苏轼试馆职策题，朱光庭弹奏以为讥议两朝，奉圣旨苏轼放罪，轼遂乞补郡，蒙陛下降诏不允，光庭论列未已。臣既待罪言路，理当辨明，敢竭愚鄙，为陛下极陈之。夫台谏之职，为天子耳目，要在维持纲纪，分别邪正，凡所弹击，当徇至公，不可假借以事权，以报私怨，万一及此，是谓欺君。今苏轼所撰策题，首言「齐鲁皆圣人之后，其政化之弊至于衰乱」；其次乃曰「国家承平百年，六圣相授，为治不同，同归于仁」。详味此言，固无讥议两朝之意。其次又曰「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，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，或至于媮；欲法神考之励精，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，或流于刻」，则所谓媮与刻者，明言百官有司、监司守令不能上体朝廷本意，或至于媮与刻，非指言二圣之失于媮刻也。其终又曰「昔汉文宽大长者，至于朝廷之间，耻言人过，而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；宣帝总核名实，至于文理之士，咸精其能，而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」者，盖言汉文汉宣之时，其臣下能如此，不怠废，不过甚，今朝廷当以何术治之，使百官有司、监司守令不至于媮刻乎？盖作文者发此问端，以观其答，非谓仁宗不如汉文，神考不如汉宣也。朱光庭指以为非，亦太甚矣！假使光庭直徇己见，不为爱憎而言，则虽不中理，义犹可恕。或为爱憎而发，则于朝廷事体，所损不细。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，而苏轼尝戏薄程颐，所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。审如所闻，则光庭固已失之，轼亦未为得也。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，戏程颐为不谨言，举此二者而罪之则当也；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，而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，诚亦过矣。臣又闻轼与邓温伯同进策题三道，陛下点此一道而用，则陛下圣鉴必谓切于时务，故遂用之，决知其不讥议两朝也。又况御史上官均近尝论奏为政之道，有宽猛两节，大概与苏轼策题同意，陛下谓其言可取，著于法令，颁于天下。夫上官均之奏，苏轼之策题，二人之言皆是讲明治道，一则颁以为法，一则指以为罪，何轻重取舍之异哉！此士大夫之意不能无惑也。恭惟陛下圣虑高远，从谏如流，然臣下之言，或至于激，则亦愿加审察。昔富弼、韩琦，天下知其忠且贤，弼因除张茂实管军，中丞韩绛乃言富弼欲谋不轨；韩琦不赴文德殿押班，中丞王陶乃言韩琦反状已露。尚赖圣主深照情伪，二人者始终安全。以富弼、韩琦之贤，而言者犹如此中伤之，则不迨于琦与弼者，又可知矣。今日光庭中伤苏轼之心，颇类前事，欲使朝廷为之报怨，不可不察也。臣与轼皆蜀人，而不避乡曲之嫌，极论本末；既备位台职，而辄纠谏官之失当。二罪皆不胜诛，然喋喋不敢自默者，非独为一苏轼，盖为朝廷救朋党之弊也。孤忠危迹，敢以死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