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始相别之明年，闻召自长沙作御史，私心喜甚，谓朝廷擢真忠之士，求补厉庶政，可为天下贺，第未尝走一书通左右叙所以然。不数月，又闻纠宰相过恶，论列切正，谪守池阳，荐绅大夫皆惜其不当去。今年春，上念言职之难，知公议不可废，复召以用，而朝廷之责乃塞。夫阁下竖立何似，而取重当世如是凛凛乎？然则了天下之事，不足为大也，功名不足为有无也，惟忠臣义士，感慨抗激，发露所蓄，以康国爱君为先务，始终无愧而后已也。陶闻之，古者采言之道博，自三公四辅，朝夕纳诲，卿大夫献规，士抗议，下至百工之贱，皆执艺事以谏。故一有阙失，众得以论，从而悟之。今夫群臣享禄居位，虽有志于民而不职于言者，倘语及朝廷臧否，则讥以为僭，且妄笑以为近名徼宠，况其取信邪！独谏官御史得奋然不顾避，以指摘规正为己任。然窃观天下之事，固有违于大公大正者，隐于大利大害者，幸而谏官御史言则救之，不幸而不言，则救之之道无因而至，乃生民休戚之所归，国家治乱之所系也。方今之势，宗庙社稷计之最重者，犹未闻焉，永惟根本之说，可为寒心。陶疏远鄙贱，闇于体要，得非迹涉机会，必远思熟虑而后发邪？抑君臣之际，置而未议邪？将庙堂之上，权制素定，不得而知耶？愚诚惓惓，有望于阁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