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国家之权，不幸而为小人所乘，则生民受敝，社稷有可忧之渐。于是忠臣义士痛心切齿，合谋共力，犯大难而攻之。攻之而胜，则天下赖之以安；攻之不胜，则继以死而无憾。然其势常不胜，以及于死，天下从而悲之。窃尝考求成败之迹，为之深思远虑，而见其亦有可禦之策，不必犯难以攻而使之不可胜，盖先几之谓也。夫小人而能窃天下之权，则安有无故得之者哉？其始也，盖天下有不幸之事，君子不为之办，而小人办之，幸而有成，以为其功，以固结世主之意，于是气燄炽烈而党与盛大。后之人君，生于深宫，溺于近习，熟闻其说，而谓斯人之足以办吾事也，则又从而亲信之。故天下之权为其所乘，至于丧乱而不可解。世之君子既有扶衰持危之心，盍先天下之忧而为之谋，使办事在我，而收功不在于彼，深防其源，痛遏其流，则奔冲决溢之患，不及于后世，岂有因之而遂丧天下者哉？惜乎始也不能一出力以办其事，由是功不在吾而在彼；既以启其强梗之渐，以遗后世，及夫权移势立，而乃与之力决胜败于死生之际，多见其重不幸也。此譬如以百金之剑授于盗贼，逮其行劫，有人焉一旦窃不平其暴戾，敢持梃而搏之，反至于死，死之者固无愧矣，授之剑者安可逃其责耶？东汉宦官之盛，自郑众始。众之盛，以和帝幼弱，而有诛窦宪之功。其后国统遽绝，母后临政，孙程定立顺之议，曹腾参建桓之策，朝廷纲柄，尽付其党。陈蕃、何进、窦武之徒，怀愤奋发，欲清妖祲，而不免殄戮之祸，刘氏龟鼎，由此沦失。使诛宪立顺建桓之事，当时将相能收其功，而不出于三凶之手，则奸佞之势，岂遂滋长而至是邪！忠臣义士亦未遽然为之死也。唐之宦官，亦大类此，自辅国、元振之后，其徒日益肆横而不可禁。然二人者，其始亦有宝应定策之功，故其终乃有甘露之事。此前世安危成败之明验，炳然可见者矣。呜呼！功者，忠义之实也，君子之所宜有，非小人之所可居也。小人而居功，微则利己而害物，巨则至于乱天下，岂独宦官而然乎？有天下之大节者，然后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也，几微付畀之际，敢不慎哉！《师》之上六曰：「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」。象曰：「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」。夫处师之极，为众所归，以大君之命，而有开国承家之事，岂小人而可用乎？此圣人所以深明夫治乱之大计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