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唐之际，天厌乱久矣。高祖始受命经营创造，天下略平。太宗宏谋远算，以底大定。高宗昏庸，权移武周，中宗继之，韦氏夺柄，唐之基绪，绝而后续。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祸，而不生于天下之变，岂待拟议而后明乎？然自天宝至天祐，始终几二百年，变故数起而遂及于亡者，何也？迹其衰丧之端，盖有四焉。一曰方镇，二曰四夷，三曰奸臣，四曰宦者。四患之生，则又有所从矣。方镇之患，生于倚之过重而养至彊大；四夷之患，生于茍其为用而不复禁制；奸臣之患，生于听任之惑；宦者之患，生于危难而赖其功。其生虽异，而其迹相表里。内有以召，则外有以应。惟其明君忠臣，或禦于外，以定内之势；或制于内，以成外之功。是以乱而复治，危而复安。及其内外之患并起共攻，而上下无以制禦，则天下崩解而不可支，此唐亡之明验也。藩镇诸帅，分列四方，大者千里，少者数郡，建幢授钺，犬牙错峙。沿边皆置节度府，范阳、朔方兵至十万，威武相高，暴戾相胜。一旦窥伺国衅，卷甲而前，则中原丘墟，天子播越。乱根逆萌，既无以制，然后加之王爵，以安其意，赐之金券，许其自新，姑息继世，幸于无事，此倚之过重而养至彊大也。肃宗之初，志在恢复，西戎尝引军赴难，收复二京，亦赖其力。代宗时寇孽未殄，又尝率众讨逆，既与之和亲，又待以殊礼。西戎之性，暴而无厌，及大历之际，吐蕃侵掠，屡至近辅，卒犯京师，此茍其为用而不复禁制也。明皇之于国忠、林甫，代宗之于王缙、元载，德宗之于赵赞、卢杞，此听任之惑。辅国、元振始建宝应定策之议，而宦官张盛，此危难而赖其功也。国忠、林甫既专政，乃有天宝之乱；缙、载、辅国、元振既用事，乃有大历之寇；赵赞、卢杞既擅命，乃有奉天之危；此内召而应也。然天宝之乱，则子仪、光弼能靖大难，再造王业，而天下不遂坏；大历之寇，则又为子仪荡平，而中原不遂失；奉天之危，则浑瑊、李晟竭其忠力，以清妖祲，而王室不遂亡：此之谓禦于外以定内之势。德宗之季，以延赏之怨罢李晟，以延龄之谋废陆贽，始置护军中尉、中护军，以兵授阉尹。当此时，奸臣宦者之势可畏矣。宪宗愤威令之不振，勇于拨乱，诛刘辟，执李锜，讨王承宗而不疑。一用裴度，则淮西之孽扫去，逆藩叛将，蓄锐丧气而思效顺。穆宗之时，崔植、杜元颖不知兵，朱克融之乱，复弃河朔，元稹与魏宏简交害国政。至于文宗，则守澄有勋，宗闵为相，甘露之败，京师喋血。当此时，奸臣宦者之势又可畏矣。武宗以雄谋勇断抗举国势，一用李德裕而诛陈行泰，破回纥，讨刘稹，皆有成绩，而寇孽不敢肆其暴：此之谓制于内以成外之功。僖、昭之际，主德既昏，令孜、复恭擅执威柄，卢携、张浚辈为之辅翼，既有沙陀之侵暴，又有朱温之吞噬，则天下之势固去矣。呜呼，唐三百年而治乱循环如此，为万世之策者，安得不远监而深虑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