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学而可齐以法，固无有也，学之兴废，系乎时之好恶则有焉。昔者《春秋》为经一，而传者三，师徒异论，父子异说，世主惑于其间，天下从而取舍。是以武帝好《公羊》，则《谷梁》废；宣帝置《谷梁》，则《公羊》亦诎；左氏之书乃不为世用。及刘歆、郑众、贾逵、陈元辈辨析是非，折以中道，然后三家之学并行于汉，而传习至今不绝。方其舍而不用，与其取而立之，特一时之好恶耳，未能破碎大道，败坏风化也。今则不然，六经之旧说，先儒之所讲解，多士之所宗师，朝廷之所崇信，凡立于学官者，一切摈弃，以为无取，而乃独伸一己之私见，力毁万世之公议。一夫倡于前，百夫和于后；百夫倡于前，万夫随而和之。虽亦出于世俗之好恶耳，而于大道有破碎，于风化有败坏，此君子之所深忧也。夫《易》者，生于数，而成于变化，圣人所以尽三才之理也。其吉凶祸福、进退得失之涂，其安危治乱、否泰消长之势，其隐则造于几微之先，其显则立于神用之表，乌可以七八九六之数言哉？是故刘牧以数解，不若辅嗣以用说也。《诗》者，出于性情，因人之善恶而形之言也。日月星辰、风雨云雷霜露、山川草木、鸟兽虫鱼、衣服器用，或目之所触，或意之所寓，茍可藉之以为言而谕人者，莫不备有。方其为言也，何暇考合于名数制度而后言哉？是故康成以礼求，不若毛公以意得也。然则《易》以数解，《诗》以礼求，犹不能知其旨，而况以字说乎！字之大本，莫过六书，引而伸之，触类以长，而天下之字，尽在是矣。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义，则至于数字；数字不足，则至于百十；又不足，则至于千万句。字者所以成文，文者所以言义，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义哉？且字有体也，有用也，今夫以健言《乾》，以顺言《坤》，以止言《艮》，以动言《震》，以入言《巽》，以丽言《离》，以险言《坎》，以说言《兑》，则可也，凡可以一字之义测，皆其体也。何从而为《乾》，何省而为《坤》，则一卦之用，六位之变，固未之尽，况乎造化之馀蕴，神明之妙用，而欲释以一字，是犹以寻丈之竿而测沧海也。成功告神谓之「颂」，立政垂法谓之「雅」，系其国俗谓之「风」，指物明事谓之「比」，取譬申义谓之「兴」，兼总辞体之用，丁宁反覆，务尽其情而不厌，一篇之中屡致意焉谓之「赋」。故《桑柔》之作凡十六章，《閟宫》之一章凡三十八句，如此者，安可以一字为解乎？昔人说《尧典》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，班固以为癖儒之患，盖破碎大道，学者深蔽。今乃区区求考于点画从省之间，则破碎又甚于「曰若稽古」之说也。且上所好恶，风化治乱由乎此出。昔晋之公卿徇其宗尚，终日驰骋于冲寂虚旷之域，若乘轻舟以适江湖，泛泛然自得而忘归。其于天下国家之实，不一语及焉，其视生民，盖亦尔我而已。故奸雄伺隙而起，则无术以救，终之覆亡坏灭，流祸数世。迹其由来，盖王衍、王导辈为罪之倡。今之解经者，不以庄则以列，不以佛则以老，浩乎其无涯，冥乎其无心。指鬼神之情状以言乎分义，推有无之体用以及乎政教。三纲五常之所先，君子之所取以守，人伦之所恃以安，一切置而不议。旷日持久，则安危治乱之任，其谁尸之？西晋之风，将复见矣！此君子所以深忧而不能已也。安得循理知变之士，与之言学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