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天下者必先于正朝廷，正朝廷必先于破朋党。自非明足以察微，公足以兼德，睿足以独断者，未有不为奸邪所蔽也。当有唐之世，王叔文、韦执谊、柳宗元之徒结为朋党，渎乱纪纲，一时名士莫不归之，几坏天下。赖宪宗刚明，立行斥逐，故小人不得以行其志。文宗时，牛僧孺、李宗闵、杨虞卿之徒更相傅会，上则蔽人君之耳目，下则擅朝廷之威柄。文宗至临朝兴叹，然终不能去也。观宪宗之所以治，文宗之所以乱，可为治世之鉴戒矣。不谓今日，亲见此弊。臣近言礼部尚书苏轼，已历疏其所为矣。窃见门下侍郎苏辙怀邪徇私，援引党与，怙势曲法，务与其兄相为肘腋，以紊乱朝政。轼则外许人差遣而公荐之，辙则内为之应而引用之。附会者立与进用，违忤者公行排斥。上不畏国法，下不顾公义。臣请疏其显然之迹。按轼与吕陶交结至厚，昨者荐陶自代，遂除为起居舍人。近日中书舍人陈轩缘馆伴高丽人使请赐书籍事，轼恶轩之不附己也，遂公奏于朝，力加排诋，意欲使轩补外，乃迁陶为中书舍人。夫词掖近臣乃陛下之侍从，轼犹敢公然排斥不附己之人，而阴欲进其党与，其擅威福之罪大矣！轼知颍州日，赵令畤为本州签判，轼与之往还甚密，每赴赵令畤筵会，则坐于堂上，入于卧内，惟两分而已。其家妇女列侍左右，士论极以为丑。轼乃公荐于朝，称其才美，访闻苏辙见议除令畤差遣，其肆欺罔之罪大矣！国子司业赵挺之为御史日，屡言轼不公事迹。轼居礼部，统辖国子监日，务捃摭太学中事，凡所判状多不依学制，意欲沮抑挺之，使之补外。访闻苏辙见议除挺之为转运副使，以同列商议未合，故未敢进呈。其挟私怨而忘公议，乃至于此！太府寺丞文勋以篆字游于轼之门，初不以公正吏才称也，轼既援引，辙遂除为福建路转运判官。夫监司按察一路，寄委不轻，岂可以非才而授其职？徇私情而弃国法，乃至于此！冯如晦为夔州路转运使日，按发公事不当，见系御史台推治。未结绝间，辙以川人，遂除馆职，差知梓州。近断敕方下，如晦虽以法夺官，而差遣与职竟不动也，可谓循法用人乎？其恣横乃至于此！赵卨帅鄜延日，欲弃熙河而不敢献议，乃以书抵大臣。是时辙为中丞，得其书，即为论列，赖谏官刘唐老疏其交通诬罔之迹，谋遂不行。陛下虽不加罪，而亦略无愧耻，欺罔乃至于此！前日臣尝言执政不务协和，凡欲行一事、除一差遣，商量累日，多不能合，甚者几于忿争，极伤国体。盖辙欲进其党与，故众论不肯相从尔。士大夫不顾节义，而竞相结托，以希进身者，由大臣倡率之也。臣愚不知大臣之交结党与，其意何所为也。方今侍从之间为其党者十有四五矣，省寺之间为其党者十有六七矣，馆阁之间为其党者十有八九矣，其馀阴相附会者不可一二言也。轼尝自言，陛下称其兄弟孤立，以为必不疑也，是以敢交结党与而无所忌惮。又其党言，陛下许轼大用，以为必见信也，是以士大夫莫不争趋其门，以图进取。上下倡和，合为一党，牢不可破，浸淫日久，臣恐其权势愈甚，朋党愈多，则为国家之患良未已也，陛下可不深虑耶！且人臣事君惟有忠尔，一言涉于欺罔，则终身不可以诚信委之。按辙荐王巩累数百言，陛下真以为可用也；既而淮南提点刑狱钟浚根究王巩在任日秽恶狼藉，实迹具存，遂谪为监当，而辙亦怡然自若，略不引咎。程之邵，辙之表弟也，昨任夔州路转运判官，按知云安军孙拱事。拱与之邵互论，见系推治，未见曲直，乃除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。且事在有司，当原情定罪，岂可以亲戚之故，乃骤移差遣，更获美迁？且为人臣者不当有己，岂有兄之所喜则立加进用，兄之所怒则阴与排斥？忘尽忠体国之诚，而用招权徇私之志，不加斥免，何以控御臣下？至如轼之罪恶，其最大而不可容者，乃忘先帝保全之恩，忽陛下擢用之意，因行制诰，公肆刺讥。以法论之，指斥乘舆，罪在不赦，而况指斥宗庙乎？虽陛下仁圣，欲示兼容，然而轼之情理不顺，其如国法何？其如公议何？此固人神之所共恶也。扬雄曰：「天地无不容也，不容于天地者，其惟不仁不义乎」。陛下试考轼、辙所为，可谓不仁不义者矣，是安可容耶？孔子曰「恶居下流而讪上者」，盖以其轻肆语言，不知忌惮，则无所不为，故恶之也。陛下试观轼、辙所为，稍失控御，则何所不至。盖既敢讪谤，则是怀无上之心矣。自古奸臣，未见此比。惟其权势熏灼内外，故士大夫各怀顾望，不敢尽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