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代取士之法，本于行而不本于言。士之出于其时，能有所立于下，则上必莫之遗。于是勉励激率，以笃于行义之习，而华言枝辞无所用于天下。及其有言，亦皆近于可用。盖其非有要利之欲挠于其心，则凡其所以言者，皆以情自竭，无所文饰，以求合于上，而必切于利害之际。下至战国之时，如诈伪反覆倾侧之仪、秦，骋其浮辩，以游说于诸侯，至提其国而卖之。当时之君固有深仇而切恶之者，然至其有言，则回意易虑，无入不听者，何也？以其所道之利害，晓然别白乎其前，从之者安，不从者危，则虽欲不听，而其断亦不足以自守。彼仪、秦之徒，言纵则天下合，言横则天下散，其离合天下之势，如在于掌股之间，而其揣摩捭阖，六国之君皆耸动振慑，改容加礼，真若得其所未闻者，岂非其言之切于事与？惜乎不出于诚信，而用之于诡谲，以卒败其名。使其推是辩以极于先王仁义之际，则何施而不适于用哉？自汉以来，患天下难得可用之言，于是设科举以待天下文学之士，而求其直言极谏，以究于天下之治乱，与夫政教得失、灾异之变。复有应诏之士承问进退，类皆以射策决科为利，而其意不主于言，是以虚词滥说多近于迂阔而无用，其间可称者才一二而已。甚哉，其言之难也！盖汉之董仲舒、公孙弘、晁错，唐之裴度、元稹、刘蕡之徒，此皆常以科举中而有闻于后世，就其所言以观其行事，亦未必皆合。岂有言者不能行，能行或不能言与？然则言者果足以信其实哉？夫董仲舒之谈王道信粹美矣，然而泥于《春秋》灾异之说，则未为守经而据古；刘蕡之讦时务信悻直矣，然而违于大《易》慎密之戒，则颇若无术而不逊。晁错之词章可观矣，而临事不足于权智；裴度之勋业可尚矣，而垂世不见于文彩。至于公孙诡诈，元稹浮躁，盖无足道者。呜呼！上下千有馀年之间，设科以待天下之士，而应选者不为鲜矣，而卓荦超越之士彦寥寥而无闻，幸而有此数子者，尚皆有曲学之蔽，以玷其纯而缺其完，则于今之时而求其全人者，盖益难矣。何则？其所以待之者又不若于汉唐也。夫汉唐之所以策贤良者，皆及于其所谓大者，而不考其纤悉之记问。士之应诏者，前既有积久之学，而其心之所潜莫非在于天下治乱之要，而究尽于天人之际，至于苛碎剥杂之说皆略而不治。惟其所存者大，则其所得者亦大。是以仲舒之徒以三年不窥园之精，一发而见于三道之对，虽未必尽究于理，而后世之学者遂不能出其右，此亦善取之效矣。而今之所以待天下之士则不然。始，秘阁之试，收猎于百家笺传隐僻之说，度人之所不能及者出而为论，以观其记否。及大庭之问，则又及于区区之名数，而所谓教化之要，灾异之说，则问者不切，对者不明。不识朝廷所以延直言之士，为将求其近小之记问，则今诸科之选自足以得之，而何至以须天下之士耶？且惟朝廷所以取之之术如此，故夫士之进者虽有积久之学，而未尝措一毫之思虑以及于天下治乱。惫精弊神，不知其他，是以今之学者不能望于汉唐之盛者良以此。某不肖，学不足以明道，而词不足以达意，而妄欲从事于此。惟其所谓大者，盖切尝略而讲之矣；其小者，十或仅得其二三。今者不量，乃欲应诏而起。而或者以为，持此之学，与夫今之所取者正异术也，往则必触于报罢，而无可以必得之理。与其蒙绌去之耻，孰若引而去之，则犹足以完其美名，而不至于自辱哉？噫！为是说者，其亦近于伪矣。昔者魏舒尝策孝廉，而宗党以其不足于学术，劝之不就，以为自高。而舒之意以为，进而不中者，自我之负，何可以虚窃不就之高而为荣哉！然则舒之说，乃某今日之说也。伏惟执事以经济之业，当明天子重任，方虚心垂意以诱进天下之善，多士颙颙，想望风采，虽某之愚，犹欲振饰拯治，而一自通于门下也。伏惟执事以其可进而进之，因其可就而就之，某之幸也，非所敢望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