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君士新，歙之休宁人。学知其方，行有所立，从余游者十五年矣。今年四月，余以罪罢太学，将出京师，乃造门叙别。曰：「自公为博士，士新隶本经为学生，以法不可间见，见亦不敢相语。今愿有请矣。吾父于性为甚介，于众为难合。居穷约，临事务，不与乡人相俯仰，惟屏迹自信而已。近于县之西偏二里许灵岛之前，卜一小圃，疏治污滓，剪剔秽芜，畚腴土以栽花药，筑小畦以莳果蔬。凿池灌泉，泉清而星月见；傍山引竹，竹茂而云烟留。其前则有涧，其东则有溪。溪涧左右，重岗复岭相望而秀绝，澄虚廓清之气，常在眉睫间。岩花之开落，谷鸟之呼吟，樵担渔舡，往来閒暇，可寓目而尽得之。遂于其园构一小亭，基址不广，材植不精，土填其下，茅覆其上，平居无事，日坐其中，足以览胜而自适也。于是以吾父所尚名其亭曰介立，愿求文以记之」。余应之曰：「介然特立，乃君子所以矫世砺俗之行。当于义为成德，若伯夷、颜渊、黔娄之徒是也；不当于义为行怪，若申屠、陈仲子之徒是也。君之父果何为而订此者耶」？韩君曰：「人之趣操固不同，有隐于卜筑者，有放于耕钓者，有遁迹山林而人不可见者，有佯狂市井而不可知者。其能志友于善而不为弱丧，则古之人皆以美之。吾父之自为，其与文奸言以欺愚，饰伪行以惑众，务与人同而欲以卖名，急与人合而要以趋利，纷纷仆仆，书驰夜谒而不知已者异矣。岂无取于斯欤」？余怵然告之曰：「君能言其父之意如此，是宜所以名其亭者」。因叙其意而书之。毗陵袁默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