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明皇之治，盛于开元之间，而衰于天宝之际。自唐之名臣崔群、崔植之徒，皆曰用姚崇、宋璟则治，任李林甫、牛仙客则乱。为是说者，固深知治乱之源者也。虽然，任君子则理，任小人则乱，天下之人皆足以知之，不待辨而著者也。臣尝以为天下之治乱，岂特系乎任相之得失，亦人君之所为，有以自速之耳。盖崇清净、慕无为者，开元之治所以衰，而天宝之乱所以致也。何哉？人君据崇高富贵之地，提生杀予夺之权，身居广宫，口享备味，目视天下之美色，耳听天下之善声，凡所以顺心意、快嗜欲者，未有求而不得，招而不至也。是以其志易骄，其情易肆，其恭俭逊谨之诚易坏，其淫佚奢汰之气易生。而古之贤君不至乎是者，以有天下之忧累其心也。惟天下之忧累其心，故日出而坐朝，中昃而后食，夜分而寐，未旦而蚤起，疲心焦思乎社稷安危、元元利害之计，犹不自以为足，况有暇于燕游之乐、声色之惑哉？夫如是，然后享天下之崇高，而不足以骄其志也。故后世称尧之德者，曰以天下为忧，而不以位为乐。彼岂特有爱民恤物之诚，然后兢兢若此耶？亦其势然也。明皇中年惑于道家之说，晏然深宫之中，屏思彻虑，将以游心大庭，追迹姑射，则天下之忧固已不置于胸中矣。以人主之尊安富乐，而又加以天下之忧不置于胸中，此固般乐侈汰之所由生也。于是女谒之险诐得以乱其志，近倖之巧言得以入其耳，邀功之将得以开其辨，聚歛之臣得以伸其说，而明皇方且默然于上，视天下之势日入于坏，而犹未知恤也。此所以遽至于天宝之乱与。昔梁武帝溺于桑门之学，而台城之祸起，至明皇而又以道家之说败焉，则释、老之学果无益于治，而祇以乱天下也。孔子曰：「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」。治天下者可不戒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