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《书》著禋于六宗，或取昊天五帝以为折衷之议；《礼》称子卯不乐，或言相刑所忌而非监亡之解，破安国之传，攻郑氏之学。要之至当，是非维何？详论厥中，以释滞惑。

问：周召二南，系之二公，《甘棠》既美召伯，何独至于周公而遗之？夫《驺虞》、《采蘋》、《采蘩》三篇具存，则《狸首》不宜无取矣。先儒谓周公无诗，疑于不作，《狸首》不载，疑于僭毁，果然乎？其无说也。平王不王，《雅》夷于《风》；若幽、厉者，尚何《雅》哉？且《雅》有小大，而《风》与《颂》奚其无判也？诸生宜得圣人之蕴，毋牵制旧论。

问：夫恤凶荒，赈穷乏，古之常制也。方今天下州郡，或年谷不登，则遣使存慰，减租蠲役，是朝廷爱民之心，与古无以异也。若其赈救之备，则有常平、广惠之蓄焉。常平权轻重之籴，广惠籍逃移之租。然而给济之原，其实未称。稽之贞观建议，义仓为优。如欲取唐之宜，则出歛之端，如何其可？

问：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。孟子论三代之赋，陋贡之法，以谓恶在其为民父母也。及推周诗「雨我公田」，则知周之彻，亦助法也。是固舍夏之不善，而袭商之善也。至郑康成传《考工》引《司马法》，谓周制邦国用助，畿内用贡。斯言果信矣，无乃用赋之异乎？且钧是民也，何厚于外而薄于内邪？知不善而舍之矣，乌乎而閒取之？知善而袭之矣，乌乎而閒取之？幸为详言，以会其旨。

问：周存六代之乐，而《云门》、《大卷》，始于黄帝。前此而皇也，《扶来》、《扶持》何略而不取？后此而帝也，《大渊》、《茎英》何阙而不用？秦为寿人，所踵者何制？汉作文始，所缘者何法？何朝以牛铎定音？何世以《易》卦名舞？力学考据，条析以对。

问：学校风教之本，今天下州县虽为之地，而其閒十不兴一，类皆萧然，倚席不讲。世非亡儒，岂招徕之道有未至邪？然则风教何缘而本也？必欲图养士之盛，使里闾族党，动有向法，相率于孝弟敦实之中，参古宜今，庸何说哉？前此贡士，几空四载，朝廷迟之，乃趣閒岁。议者以为太数，而远方之士不得少安于学。必欲钧便于中外，且不违国家急贤之意，则曷为中制？唯通论焉。

问：孔子之论仁多矣，传曰子罕言者，何哉？孟子言性善以四端为之本，然而稽之五常，何独阙信，岂信者不足道邪？必有旨义，幸详辨焉。

问：《语》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」。《缁衣》曰：「禹立三年，百姓以仁遂焉」。且谓之必世者，难其仁之成也甚矣。至于禹，何独速乎哉？是言也，皆出于仲尼也，岂其有所戾欤？诸儒其通之，然后知圣言之无异也。

问：肉刑之刑，古刑也。教不如古，不可用古之刑，吾知其必然矣。今世之用刑，自大辟而降，唯黥、墨、髡、钳次为重焉，其他虽毁肤破肌，犹可以为完人，非若古之去势刖足，终身废而无所用也。虽然，随事立辟，密如秋荼，议者不休，而犯者不止。岂其刑轻之过欤？借或重之，无乃近于舍古之教，而用古之刑邪？然则如之何其使民有耻而刑几措也？学者通究时事，此其大者，宜无略。

问：圣人之于《易》，深万世之虑，而训之以吉凶悔吝之兆，使之知所以取舍，而不为情所蔽也。虽支离委曲，惟变所适，及其会归于道，则不容有毫发閒然也。《既济》曰：「思患而豫防之」。《萃》曰：「除戎器，戒不虞」。推而言之，天下国家，不可一日而无备也。至《大有》之五六，则吉其无备者，独何欤？《夬》者，决之象也，泽上于天，则沛乎其可必，是以君子知所可与，而不敢爱焉。故曰：「施禄以及下」。然则复谓「居德则忌者」，其何义欤？说者或牵于文而悖于理，或沿其异而窒其通，皆非所以发圣心之奥也。众儒讲学坚正，幸参举而明辨之，其毋隐。

问：古之王者之号，载于诗书著矣。由三代而上，经圣人之议论，此后世之所不疑也。自孔子没，圣人不作，其閒君臣治乱，虽各有所由废兴，然岂无庶几于王者欤？而后世终不敢定其称号者，以无圣人可取信也。若夫汉之文帝，唐之太宗，可谓有志于天下矣。文帝之治，几致刑措，然议者以谓不能亟复三代之法制；太宗之治，盛于贞观，然议者亦以谓不能兴三代之礼乐。虽然，孔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！孟子亦曰：「以齐王犹反手也」。夫以孔孟之才，而急于王天下如此，必待复三代之法制，兴三代之礼乐，不已缓乎？详观二君之所为，或者为此，以无圣人为之取信，而独见执于后世之论，可谓真不幸矣。今欲取汉之文帝、唐之太宗以继三代圣人之后，而通其称号，不识果可以继之欤？果以不能复三代之法制，与兴三代之礼乐，累而不足王欤？亦圣人之兴，各因其时为法于天下欤？愿尽条其本末去取之说，著之于篇。

问：孟子曰：「今之事君者曰：我能为君充府库。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」。是聚歛之谋，不容于盛时也。然而经费不足，而求其补，盖必有天下中正之议焉。国家承平日久，官冗兵繁，租赋有常入，筦榷有常利，是以用度日益广而无羡也。比者朝廷发德音，诏中外之士，得以财赋自言，虽草野之贱无所閒异。是将兼收博采而择其中也，必欲不愧古道，不伤民财，取于无用而质于有用。然则何为而可？士人应书，非徒角空文而要利达也。宜有确论，以裨当世之务乎。

问：古之谈兵者多矣，至荀卿却临武之议，则以势利为不足贵，变诈为不足行。然则昔之善将用兵，其料敌决胜，出于万全者，未尝不以势利变诈为之先。故拔帜空壁，韩信所以破赵；减灶示怯，孙膑所以败魏。以势利为不足贵，则险不必据，粮不必因；以变诈为不足行，则奇不可出，伏不可设。以是而战，则视弃士卒犹弃草菅也。岂荀卿欲以夸仁人之兵，而高其论乎？果势利变诈诚不足以为用，而用兵者在所斥乎？若其论攻守之机，则其微何至于无形，其神何至于无声？操击持之便，则治气以何术而济，治力以何道而完？将有六术五权，所施者何要？兵有四轻九变，所陈者何说？学者深究武略，将奋躯以俟用，幸各条析，明著于篇。

问：国之所恃而安者，以有民也；民之所赖而生者，以有业也。业有本末，其趋向有盛衰，有所不同，而同系乎政。盛于本，则人暇给而礼谊行；盛于末，则人穷蹙而奸诈起。故先王之理民也，必以地著而驱之本。自秦坏丘井之法，民田无制，富者竞连阡陌，贫者无所容耒。至汉孝武时，董仲舒始以限名田为请，而竟不之用。夫尧汤水旱，圣时之所不免也，然而人无菜色者，以其有备也。唐贞观初，太宗感戴胄所论，兴置义仓，其取民甚微，而救灾赈乏之惠及于民也甚广。迨开元、天宝之閒，天下所馀，莫可胜计，其法固尝效矣。今国家承平之久，生齿益繁，虽劝农之令则存，而下之易置畎亩，无所禁约，使瘦弱之氓，日失常产，甚可悯也。欲以仲舒之言为今日之策，不识可乎？义仓之罢未几，而赈给一兴，官粟无以继，则必喻编户以诱其助。乃欲复焉，则利害将如何？众君子学通古今，宜有确论，以裨有司。幸详言之毋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