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安危治乱之机，在分邪正、别白君子小人而已。然而邪正交相诋，君子小人交相毁，此世主之所以眩惑，而分别为难也。臣请得而辨之，其术有三焉：考其平日素行无玷缺，在朝廷尝有忠言直声，事迹显著，不然必有改过迁善之实，一也；毁诋之言无所不可者，要在穷究其事实，推原其情理，则加诬之说不得独行，二也；朝廷之上，必有令闻令望之臣，则公议之所在，可以询咨，质其是非，三也。如此则邪正分，君子小人之分白，而邪不能害正，小人不能胜君子，则安而治。以君子誉而进，以小人毁而退。今日以十人之言，指以为是；明日以一人之言，指以为非。而无三术以分别，则毁誉是非淆乱，邪正不分，君子小人之分不白，而邪得以害正，小人得以胜君子，则危而乱。此虽尧舜之盛，未尝不加意而深察也。臣窃自惟，当熙宁初王安石、吕惠卿用事，臣时得召对，先帝询及二人者，臣不敢欺，具道安石之短，惠卿之奸，卒见非嫉，坐此摈斥者八年。此天下所共知，非臣所敢欺也。其后吕惠卿与王安石结怨，互相攻讦，先帝追惟愚臣畴昔之言无所欺，愧记其姓名，召还馆阁，而臣介然自守，不易故意。岁在丙辰、庚申，先帝凡再下诏求言，而臣再以狂妄应诏，未尝敢为阿谀之辞，大抵皆拂时政，其书固在禁省，可以求访阅视也。先帝虽含容不加诛，然臣止在儒馆，不他迁者七年。当彼之时，臣已寂寞自守，分甘终身弃置閒散，岂复更冀今日之遭遇。臣之处身，前后十五年间，粗有本末，内外备知。至于先帝末年，颇察知臣，以为忠信，未寝疾之前两月，始用臣为职方员外郎。不阅月，亦以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，其日月皆可考按也。会逢皇帝陛下继统，太皇太后躬听断，并用忠良，佥去敝蠹，臣于此时，首蒙拔擢，为尚书右司员外郎，职为宰相属官，与闻政事。臣以为千载之一时，可以忘身徇国，故不复畏避形迹，慨然以分别邪正、兴利除害为己任。朝廷进见执政大臣，未尝有一毫及私计也。其中不乐臣者，固亦有之，然以太皇太后在上，每事务在公道，而臣论直理，是故无如之何耳。今七八人者皆在左右，因其同进见时，当无敢为私言者，故可质證也。以此奸邪小人之意不自安，与不得志者，指臣为仇敌而见诋，以此职为招权者有之矣。左右司见执政，论时事，乃其职业。然臣始谓不辞招权之名，而后得以质问今日之时事果是也？果非也？所用人物君子也？小人也？使今日之时事果是，所用君子，则臣前假使实招权，于国家乃为有补，庸何伤耶？且朝廷自尚书职方员外郎除臣为右司员外郎，又除臣为起居舍人，此必有誉臣者。既已为起居舍人，则除中书舍人，在国家为擢用，而于格乃为次补。故事：修起居注例迁知制诰，无迟速之限，近者或两月，远者率不过周岁。今起居院有题名，可一一覆视也。即以臣为不当与胡宗愈并试，则自官制之行凡三年，中书舍人不必皆阙，而同试者三矣：曾巩、赵彦若、陆佃三人同试，一也；王震、蔡京两人同试，二也；钱协、杨景略二人不试而并命，三也。即以员阙论之，则中书舍人定制六员，近例蔡京、王震、钱协、杨景略同省四人也。今论事理，虽如前所云，然臣岂不知爵禄予夺，皆在朝廷，人臣之义，无自以为当得之理。但果一切出于太皇太后圣意，则臣固宜退省，以待照察；今窃闻除臣与宗愈告命，出而复入，则臣固知本非太皇太后之意，是必有毁臣者。窃惟圣人之心，务在开进言路，故凡言事之臣，其言虽未中理，莫不容纳，此诚太皇太后盛德美意，天下幸甚。然臣昔者固尝请广谏员，以谓必先审择其人，然后采用其言矣。今即太皇太后亲政以来所荐用台谏官，则固皆端良之士，如使有言及臣，则臣固当引咎自责，太皇太后亦宜垂意纳用其言；若昔日台中则君子之与小人固相淆杂，近已沙汰安惇、刘拯二人外补矣，刘拯即尝论韩维不当除资政殿大学士者，韩维端谅名德，乃与司马光、吕公著一等，此太皇太后之所知也。必以台官之言毁誉可信，则刘拯之言，太皇太后不用也。今惇、拯虽去，但缘近制止令减去二人耳，台中如惇、拯者盖尚有一二，臣固不欲指其姓名。彼皆素无名行，阴忌善良，顾惇、拯之去，有不自安之意。其人固非太皇太后临制以来荐举援用之人，其人姓名盖皆贤士大夫之所不知，或知之者必指以为匪人也。臣窃意今兹肆为诬欺者，必出于此曹，了无疑也。臣既为彼所诋所议，而反论其素无名行，指其为匪人，则疑不足以取信于世。然今朝廷之上，固有忠贤之人，名德显著，太皇太后可以信而不疑者，试以其人姓名密加访问，彼不指以为匪人，则必曰不知其如何也。不然，乞下其章付台谏议之，辨其人尝著忠节，或有贤名，乃出于太皇太后临政以来方被荐举（状内黄贴子称：即去年正月已前所举，邪正大抵未分。），则臣言为欺君，罪当诛斥，不止不敢冒进而已。即如臣言，则小人而诬君子，邪党而诋正士，固不逃于圣鉴矣，凡臣为此言，固非区区一身计也，直以邪正是非之际，乃天下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系，故臣不敢避鼎镬，逃鈇钺，得一极陈之，使其言稍有补于国，则臣虽诛死，万万无恨，况于进退去就之间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