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向者尝有封事，论吕惠卿在太原违赦出兵等事，已蒙朝廷施行。在惠卿罪恶固自不一，然惟是违赦出兵，于国家安危治乱，所系尤重。臣于前疏已尝乞兼治经历官司之罪，是时臣以所闻出兵本末未甚详悉，故未敢继有论列。今窃闻去年二月二十七日劄子：「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，令陕西、河东经略制置使司，各选差近土兵官统制沿路将副兵马，若贼马近边屯聚，审度贼势，择利施行」。臣契勘去年二月二十七日，正是神宗违豫多日，人情忧恐之时，不审三省枢密院如何得同奉圣旨，择利用兵。又三月十六日劄子：「检会去年二月指挥，扰耕是时，令陕西、河东逐路经略司选择将官，差兵马三五千人，忽往倏来，觅便讨杀。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，所有将兵使臣兵马并须斟酌贼众数目，不须拘以三五千人。相度多少，将带前去，痛行讨杀」。臣今契勘三月十六日，正是神宗上仙二七日，圣情悲哀之时，不审三省枢密院如何同奉圣旨，用兵讨杀。伏缘其时三省枢密院臣僚七人内，蔡确、韩缜、章惇、张璪四人，皆惠卿之死党。惠卿虽在外，欲有所为，则四人者合谋一意，而莫之逆也。其馀备员固宠之人，安能独正其事哉！盖去年春间，四人者专秉国政，惠卿乘此时阴有所求，无不如欲。于二月二十七日既降择利用兵指挥，又于三月十六日复降不拘三五千人指挥，惠卿乃得出兵二万馀众，深入西界。其意不过欲偶有微功，则党人可以援引，庶几复至于大用而已。非四人者居中用事，敢为欺罔，同恶相济，则其肆意妄为，岂至于是哉！故前项两次朝旨，遍下河东、陕西诸帅，而惟惠卿敢于此时大出师旅者，恃其与执政大臣阴相为谋，而无所畏忌也。若确、缜、惇、璪至今同在庙堂，使得尽骋其凶德，则何所为而不可哉！赖宗庙社稷之灵，陛下奋发英断，罢确、缜、惇政事，而置之外郡矣，惟璪向当重任。陛下若不速去璪，使得为奸党之地，则臣恐确、缜、惇、璪内外交结之患，不止如前日与惠卿废赦用兵之事而已。惟圣慈详酌。

〔贴黄〕去年二月二十七日、三月十六日，三省枢密院取圣旨因依，陛下必能记忆。大凡指撝边帅用兵，国之大事，安危所系，奏陈之际，岂容草草？元丰七年，神考当国家无事之时，其扰耕之兵尚限以三五千人。今更不拘以数者，盖惠卿欲之而已。彼确、缜、惇、璪，委天下安危之计而徇其私党，岂以国事为恤哉？况计其出兵既多，则其为大事又可知矣。若其时三省枢密院奏陈之际，不为大事，而仅同细务，则璪等欺罔之情状又可见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