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书》曰：「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」。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昔汉高帝约法三章，萧何定律九篇而已。至于文、景，刑措不用。历魏至晋，条目滋章，断罪所用，至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而奸益不胜，民无所措手足。唐及五代止用律令，国初加以注疏，情文备矣。今《编敕》续降，动若牛毛，人之耳目所不能周，思虑所不能照，而法病矣。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。人主前旒蔽明，黈纩塞聪，耳目所及，尚不敢尽，而况察人于耳目之外乎。今御史六察，专务钩考簿书，擿发细微，自三公九卿，救过不暇。夫详于小，必略于大，其文密者，其实必疏。故近岁以来，水旱盗贼，四民流亡，边鄙不宁，皆不以责宰相，而尚书诸曹，文牍繁重，穷日之力，书纸尾不暇。此皆苛察之过也。不可以不变。《易》曰：「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」。先王之理财也，必继之以正辞，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。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，是以辞正而民服。自汉以来，盐铁酒茗之禁，称贷榷易之利，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，故辞曲而民为盗。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，不若捐利以予民，衣食足而盗贼自止。夫兴利以聚财者，人臣之利也，非社稷之福。省费以养财者，社稷之福也，非人臣之利。何以言之？民者国之本，而刑者民之贼。兴利以聚财，必先烦刑以贼民，国本摇矣，而言利之臣，先受其赏。近岁宫室城池之役，南蛮、西夏之师，车服器械之资，略计其费，不下五千万缗，求其所补，卒亦安在？若以此积粮，则沿边皆有九年之蓄，西夷北边，望而不敢近矣。赵充国有言：「湟中谷斛八钱。吾谓籴三百万斛，羌人不敢动矣」。不待烦刑贼民，而边鄙以安。然为人臣之计，则无功可赏。故凡人臣欲兴利而不欲省费者，皆为身谋，非为社稷计也。人主不察，乃以社稷之深忧，而徇人臣之私计，岂不过甚矣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