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平四年，余见此书于今集贤邓校理家，怪其诣致不伦，不及文、庄、列、老远甚。其辞又最鄙陋，令人懒读，常疑有好事者诡冒为之。然儒之长老不启余疑，每用不怿。后二年在淮南，始见唐史新书，乃知开元时王士源者造此。又四年，于汴京见李肇《国史补》，其说与新书同。盖新书据肇所记而言之耳。因自惬快，以所疑之不妄故也，益知心之可以师。嗟夫，在我者之有以照彼，安在乎占文按迹然后进哉？世固有喜以浅托高人，其功用短长虽不能使智者兼惑，亦其谬意期成慁于世耳。闻羌儿与越人斗者，越人乘象，羌儿患其难攀，即刻木为狻猊，首而绘之，又效其皮而蒙以前驱。象猝遭而惊也，为之奔败。盖畏狻猊者象也，非越人。而象之所为奔败者，惊于伪，而非惊于实者也。彼羌儿何所能哉？今夫以浅托高人，何以异此？往时王肃出《孔子家语》，近世丘浚解《论语》而题以韩退之，两人之见皆济缪以劳，而通为羌儿之罪人。呜呼，岂以为有益而为之欤？凡士源、肃、浚异世而同揆者，予又焉知学士之又无似此者欤？柳先生尝论《亢仓》不宜传解，而不虑为唐人诈造，其辩盖犹未尽。余方自怜不惑之早，故为之志，以佐柳于尽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