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以陵夷蹙弱，遂亡天下。而真主未兴，五代之君遂相攘取，朝获暮失，合其世祀，不数十年。自古有国，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。然窃观之，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。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，已而挟听命之唐，鞭笞天下，以收神器，亦可谓一时之奸雄。然及其衰暮，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，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。借使不遂及于子祸，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？此梁之亡不待乎旋踵也。后唐武皇假平雠之忠义，发迹阴山，转战千里，奄践汾、晋。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，遂夷梁室而王天下，可谓壮矣。然天下略定，强臣骄卒遂至不制，一倡而叛之，不及反顾，而天下遂归于明宗。至于末帝，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。夫以新造未安之业，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，其能自立于天下乎？晋人挟震主之威，乘衅而起，君父夷虏，假其兵力以收天下，易若反掌。一朝嗣主孱昏肆虐，而戎人骄功恃强，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，乃负反之，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。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，则晋安得而后亡哉！汉祖承戎虏扰践之馀，生灵无所制命，起视天下，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，乃建号而应之。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，亦皆俛首听役于汉。然一旦委裘，而强臣巨室已不为幼子下矣。故不胜其忿，起而图之，侥倖于一决，而周人抗命，卒无以禦之，而至于亡。周之太祖、世宗，皆所谓一时之雄，而世宗英特之姿，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。然降年不永，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，而真人德业日隆，已为天下之所归戴，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？由是观之，自梁以迄于周，其兴亡得丧、世祀如此，安足怪哉，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。又尝究之，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，皆以雄武壮决，转斗无前，摧夷强敌，卒收天下而王之，非夫孱昏不肖者也。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，晋祖之甲倡于并门，彼二王者，乃低摧悸迫，儿女悲涕，垂颐拱手，以需死期，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，何也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，唯至乎此，始悟其身之孤弱，无以自救之也。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，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。臣非故强也，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；兵非故骄也，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。故古者揆乱定倾之主，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，而深虞大臣之或强，战士之或骄，故常先事而董治之，使其操制常在于我。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，举而遗之冲人弱息，而变故不作。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。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，日责功于将，而责战于士。责功之亟，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；责战之功，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。是以天下略定，强臣倚骄兵而睥睨，骄兵挟强臣而冀望。一旦相与起而迫之，反视其身徬徨孤立，而大事且去，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，持是而安归哉！此唐之庄宗、末帝所以失天下者，由此故也。嗟乎！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，终亦亟亡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