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谓臣曰：「咸平中，贼继迁者攻陷灵武，进围麟州，朝廷檄召诸镇兵讨之，仅能解围而已。逮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元昊僭逆，兵拿而不解者数年，竟亦不能致其头于北阙下。元丰初，大举吊伐之师，五道并进，辄无功而返。未几，永乐陷没，诏使死者二人。夫羌之劲悍，不可以力屈久矣，奈何轻议取横山复灵武哉」？臣应之曰：不然。夫胜有势，败有时。圣人不能生其时，时至而不失其势。昔咸平之时，海内初离分裂之祸，上下厌苦于兵，俱欲休息，而继迁之党以凶悍狡险之姿，据平夏之全壤，扼瀚海之要冲，故其攘清远而窃灵武也，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复问。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天下承平日久，边防之备大率皆弛，将不知兵，而兵不习战。彼元昊者，虽生于砂碛牛马之区，而计数足以济其奸，勇决足以成其恶，料敌合变，有古单于之风。小羌入事请盟，惟恐居后。于是尽有河南之地，又取河西之境，乃归节旄，僭名号，卷甲一出，其锋不可当者矣。先皇帝自熙宁以来，惩累朝之事，为万世之计，申严武备，命将出征，戎轩启行，枹罕请命，天戈再指，五原内属。元丰之初，遂决策大举，夏人震惧，不知所为。然犹未即伏辜者，其形势已成，其支党具在，譬如不肖子，守其先人之庐，虽终卖鬻，而期月之间，资用尚饶，未可问也。今则不然，承先皇帝饬励之后，惩艾胡粤之馀，将帅之铨择，士卒之蒐练，器甲之犀利，财用之充委，皆数倍于宝元、庆历之间。而天方厌羌，内难屡起，权臣擅事，蚌鹬相持。既狃于永乐之役，常以中国为易与耳；又谓陛下新即位，方务休靖，未能外事四夷。夫战而轻骄，与夫懈不设备，在兵法皆灭亡之道也。由是言之，彼无败形，我无胜势者，咸平之时是也。我之胜势已具，彼之败形未成者，元丰之初是也。我有必胜之势，彼有必败之形者，今日是也。且时难得而易失，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也。柰何不议取横山而复灵武哉？昔汉武帝击匈奴，追奔逐北者二十馀年，浮西河，绝大漠，破寘颜，袭王庭，封狼居胥山，禅于姑衍，以临瀚海，虏名王贵人以百数，筑单于邸城于长安，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。逮宣帝，匈奴内乱，五单于争立，汉以威德覆之，于是始肯臣服。甘露中，呼韩邪单于遂来朝于甘泉之宫。唐太宗伐高丽，至身属橐鞬，鞍结两服，虽拔辽东白崖诸城，而驻跸之后，靺鞨犯阵，李绩等力战破之。军还，怅然思「魏徵在，朕岂有是行邪」？迨高宗时，盖苏文死，诸子阋狠，怨祸构连，饥馑频仍，灾异并见，于是唐遣绩等讨之，遂灭其国，以其地置安东都护。夫孝武、太宗，用武之主也，宣帝、高宗，守文之君也。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，高丽之所以存亡者，何哉？用武之主奋威而击于前，守文之君乘弊而取于后，亦其形势使然，无足怪也。臣以为陛下观匈奴、高丽之所以破，则知夏国之可夷；观宣帝、高宗之所以克，则知天诛之可致；观武帝、文皇之功，则先帝之志不可忘也。愿陛下择大臣知兵者一人以为统帅，尽护诸将之军，使之毋顾小利，毋急近功，而专以横山、灵武为事，不过三年，河南之地复归于中国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