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祸莫大于杀士。古之人欲有为于世者，虽负其豪俊杰特之才，据强大不可拔之势，疑若杀一士不足以为损益，然而未始不亡者，何耶？士，国之重器，社稷安危之所系，四海治乱之所属也。是故师士者王，友士者霸，臣士者彊，失士者辱，慢士者危，杀士者亡。世之论者皆以袁绍之亡系于官渡，臣窃以谓不然。绍之所以亡者，杀田丰耳。使绍不杀田丰，虽有官渡之败，未至亡也。何则？昔楚汉相距于京索之间，高祖奔北狼狈，甚于袁绍者数矣，而卒有天下。项籍以百战百胜之威，非特曹公比也，而竟死东城。其所以然者，无他，士之得失而已。故高祖以为「张子房、韩信、萧何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所以取天下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所以为我擒」。以楚汉之事言之，则知绍之亡果在于田丰，不在于官渡也。且绍之械系田丰也，何异高祖械系娄敬于广武乎？高祖围于平城而还，以二千户封敬，号建信侯。绍败而还，惭丰而杀之。呜呼，人之量度相远，一至于此哉！《传》曰：「善败者不亡」。故楚昭王珍、越王句践皆滨于绝灭而复续，绍虽败于官渡，而冀州之地，南据大河，北阻燕代，形势之胜尚可用也，向使出丰于狱，东向而事之，问以计策，卑身折节以抚伤残之馀，亲执金鼓以厉奔走之气，内修农战，外结英雄，纵不能并吞天下，岂遽至于亡哉？方绍与董卓异议，横刀不应，长揖而出，及起兵渤海，遂有四州之地，连百万之众，威震河朔，名重天下，不可谓非一时之杰也。然杀一田丰，遂至于此，则天下之祸，其有大于杀士者乎？文若曰：「袁绍布衣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」。臣窃以为知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