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《春秋》书赵盾之罪，而三《传》皆以为实其族穿，非盾也。盾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讨贼，故被大恶之名。臣始疑之，及读《晋史》，见王导、周顗之事，然后知三《传》之说为不诬矣。何则？经诛其志，《传》述其事也。王敦之举兵也，刘隗劝帝尽诛王导之族，导尝求救于顗，顗申救甚切，而不与之言。导心衔之，及敦得志，问顗于导，不答，顗遂见诛。后见其表，始流涕曰：「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」。然则顗之死，虽假手于敦，实导意也。若使后世良史书曰：「王导杀周顗」。不亦宜乎？以此观之，则赵盾之事，从可知矣。夫盾以骤谏不入，灵公使锄麑贼之，麑不忍杀。又伏甲而攻之，仅以身免。故其族穿攻灵公于桃园。然则灵公之死，虽假手于穿，实盾志也。不然则其返也，曷为其不讨穿乎？《传》以为「志同则书重」，信不诬矣。岂非经诛其志，而传述其事耶？然则穿首恶也，盾疑似者也，舍首恶而诛疑似者何也？盖名实俱善者，天下不疑为君子；心迹俱恶者，天下不疑为小人。有善之名，无善之实，有恶之心，无恶之迹，是为奸人。奸人者，尝托身于疑似之间，天下莫得而诛之，此《春秋》所以诛之也。太史公以《春秋》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盖以此矣。汉淮南厉王母坐赵氏死，厉王以为辟阳侯力能释之而不争，辄椎杀之。唐高宗欲立武后，畏大臣异议，李绩曰：「此陛下家事，无须问外人」。帝意遂定。唐人以为立武后者，绩也。由此观之，诛志不诛事，非特《春秋》，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，《春秋》能发之耳。然则王导之罪与赵盾同乎？曰：非也。导实江左之名臣，东晋之兴，导力为多，特其杀周顗之事，有似于盾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