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贞观中，民康物阜，盗贼衰熄，人知自爱，而不犯法，至于户阖不闭，行者不赍粮，天下断死刑二十九人，几至刑措，盛矣！当是时也，魏公建言，乃有不克终之渐十。非惟在唐为然也，两汉盛时亦有之。孝文帝时，海内繁富，兴于礼义，断狱数百，世称其仁，贾生上书，有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九。永平之治，号居前代十二，后世言事者多称之，钟离意、宋均亦有察慧之讥。夫孝文、明帝与唐文皇，皆中智之君，非有上圣之才，甚盛之德，志虑卑浅，未能尽美，嗜好偏倚，不必无过，天下之势，初成苟安，德业久大，宏谟伟烈，拟迹治古，容有所憾。通达政体，明于世务，略小效而图大功者，所宜激切而纠绳之也。三代之盛，帝王之纯德，异于是矣，然而良臣哲辅，未尝无指擿之事、正救之言者，何哉？周武以圣德而受天命，成大勋而济王业，太保有《旅獒》之戒。武丁振衰替之绪，朝诸侯而有天下，祖己作「丰昵」之训。成汤因次国之地，一征而得九有，仲虺陈「自满」之诰。大禹建平成之功，天人并与，而当历数，伯益赞至諴之感。有虞氏起侧陋之地，以盛德而践帝位，功业善美，至于百兽率舞，凤凰来仪，而皋陶咏「丛脞」之歌。盖治者，物得其平，事得其理，小大终始，曲折纤悉，无所不治之谓也。一民之不善，一事之不序，一物之失所，一日之乖戾，皆不可以为治。恶一事之不序，故武王之受獒在所戒，武丁之丰昵在所训，大禹之至諴在所赞；惧一日之乖理，故成汤之自满在所歌。训之戒之于一过，而百度无复过矣；诰之歌之于未然，而终世无复然矣。故三王四代，纯治之功，无有遗恨。使二三大臣意不及此，而武王、高宗、大禹遂其过事，成汤、帝舜一日有缺，其成功盛德，虽未即亏蔽，然不得为纯治之时矣。由是观之，贾生、魏公、宋均、钟离意之徒，可得无言于汉唐之世乎？是故人主贵知治之说。知治之说，则其志高，其术远，其事慎，其心诚。志高则无卑趣，术远则无近效，事慎则无过举，心诚则无怠荒。不知治之说者异此，可不念哉！夫孝文、世宗、宣帝、明皇，汉唐之贤君，近世甚好治之主也。然而孝文自卑，无高志也；宣帝杂霸，无远术也；世宗侈大，无慎事也；明皇乱终，无诚心也。此四者皆有过人之聪明，不世之大略，小者蔽于苟简，甚者几于丧乱，何也？则亦不知治之说也。使四君者知治之说，帝王之功成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