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误恩，擢寘谏垣，仍侍经幄，丝毫未有所补，而迫以桑榆晚暮，衰病日侵，不足以任职，引年之请，屡渎天听。伏蒙陛下眷怜，未忍摈弃，授以宫祠之禄，使毕此馀生。天地之恩，无以报称。念将去国，恐自此遂填沟壑，无复再瞻清光，犬马之情，不能自已，谨竭所闻以献。伏望陛下清閒之燕，俯赐览观，庶或补于万分，臣不胜幸甚。臣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，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，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一身之修，推而至于天下，无二道也，本诸诚意而已。臣窃观陛下育德东宫十有馀年，惟诗书是习，玩好声色之奉不接于耳目，虽名实未加于上下，而恭俭之德天下已孚矣。临御之初，东寇未平，北骑寻至，城无楼橹，士不素练，守御之具阙如也。城中之民安恃而无恐者，惟陛下盛德耳。未平之寇，皆投戈负耒，复为力耕之农，岂一人一日之力所能胜哉！诚意感通，而人自服从，其效可见也。自古愿治之君，惟在慎一相。盖宰相人主之心膂也，台谏耳目也，百执事股肱也。心膂之谋虑不深，耳目之视听不明，股肱之宣力不彊，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。臣窃谓君臣相与之际，尤当以诚意为主，一有不诚，则任贤不能勿贰，去邪不能勿疑。忠邪不分，鲜克以济。昔在仁祖时，韩琦为谏官，论四执政，一日而尽去之。有唐陈师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权，太宗曰：「是欲间吾君臣也」。遂逐之。故贞观、嘉祐之治几至三代，此任贤去邪之效也。若仁祖而不明，则必以韩琦之言为已甚，太宗而怀贰，则必以师合之言为忠，岂不殆哉！近见台谏有言宰相者，陛下两置而不问。使言之无实而不罪，则谗邪谮愬者得以肆其奸；言之有实而不行，则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。如是而求治，臣知其难矣。唐中宗时，崔琬对仗弹宗楚客。故事，大臣被弹则俯伏趋出，立朝堂待罪，楚客更愤怒自陈忠鲠为琬所诬，中宗不穷问，命琬与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，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。和事非人主之美称也，可不监之哉！臣愿陛下明是非，辨邪正，有罪则去，妄言必诛，则小大之臣有所惩戒，咸怀忠良矣。如是而天下不治，未之有也。夫舜之命禹征苗也，禹以益赞之言而班师。二臣未尝禀命也，而安行之；舜亦诞敷文德，而莫之问。以后世言之，二臣遂事之诛，宜无所逃也，非君臣相与以诚，绝无间言，乌有是哉！人君之任臣，当慎其始而已。苟非其人，虽一日居其位不可也。疑而用之，其弊有不可胜言者。初，德宗在藩邸，亲见代宗为政之弊，嬖溺奄宦，为缙绅祸。及其即位，痛惩之，省四方不急之贡，罢梨园乐工及献珍禽奇兽怪草异木，纵驯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阳，又出宫女数百人。中外耸观，谓太平可以立致。淄青军士至投戈相顾曰：「明主出矣，吾属犹反乎」？疏斥宦官，亲任朝士。张涉、薛邕之徒，俱以儒雅入侍。已而二人继以赃败，于是始疑在庭之臣无可倚信者，而宦官因得藉口，故近习用而朝士疏矣。盖其任臣，其始不慎择故也。夫南北司相为轻重，此重则彼轻，此轻则彼重，理之必至也。其后歛天下之财，归之大盈，以为私藏，借商除陌税间架之令行，而天下骚然矣，其弊益甚于代宗之时。奄人用事，至持天下之柄授之，卒有门生国老之称，可胜痛哉！盖其初出于一时之锐，无至诚不已之心以持之，未有终不变者也。此前世覆车之辙，可以为监矣。近闻百工技巧虽尽废罢，犹私畜于宦臣之家，觊幸异时投间而入，不可不察也。窃闻道路之言顿异前日，虽细民无知，亦朝廷有以召之也。自正月以来，屡降德音，尽复祖宗之旧赋外，征歛并行蠲除，闾巷欢忻鼓舞，日需膏泽。今既数月矣，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时者，赋外征歛，率由旧贯。自崇宁迄于宣和，宽恤之诏，岁一举之，宣之通衢而人不听，挂之墙壁而人不睹，以其文具而实不至故也。陛下嗣守神器，尤宜慎始，诏令如此，是亦文具而已。后虽有德意，人谁信之？孟子曰：「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」。夫民者，邦本也。一失其心，则邦本摇矣，不可不虑也。然边陲未宁，勤王之师无虑数十万计，萃于朔方，日费不赀，而边郡残破，十无一二，涓流积之而尾闾泄之，臣知其不易供也。朝廷未能一如诏旨不取于民者，亦事有不可得已耳。而远方百姓，盖未之知也。人君高拱于一堂之上，而四方万里之远，欲上之德户知之，臣恐非智力所及也。《周官》掸人「掌诵王志，道国之政事，巡天下邦国而语之」，正为此也。臣愿陛下修掸人之官，每路遣使一员，慎简忠信可任者，使诵上志，道国之政事，遍历所部而语之，候边事稍宁，兵革衰息，则赋外蠲除悉如前诏，不为虚文，使百姓晓然知息肩之有期，则人将和悦而正王面矣。此今日之急务也。仍令询究民之利病可以兴除者，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，弊政良法可以罢行者，条具以闻。方嬖倖持权，官吏出其门者日求珍货以媚悦之，奸赃狼籍，无敢谁何者，上下相蒙，贿以成俗，污染之久，未易遽革。臣尝论其一二，虽蒙施行，不过放罢而已，未尝究治也。昔成王以商之顽民封康叔，则告之曰：「敬明乃罚。人有小罪，非眚，乃惟终，自作不典，式尔，有厥罪小，乃不可不杀」。圣人岂乐于杀人哉？道之弗从，令之不服，非有严刑重诛不能禁也。既历三纪，世变风移，而后康王以成周之众命毕公，则告之曰：「惟德惟义，时乃大训」。先王之施德刑非有异也，因时而已。凡诸路奸赃之吏，当究见情实，稽成王告康叔之意，甚者肆诸市朝，投之岭海，庶乎人怨少伸，和气充塞矣。自崇宁以来，为害之甚无如茶盐二法，臣尝论之详矣，今复转般而钞法不变，未见其利也。祖宗设置发运司，盖得刘晏之遗意，朝廷捐数百万缗与为籴本，使总六路之计，通融移用，以给中都之费。六路丰凶更有不常，一路丰稔则增籴以充漕计，饥凶去处则罢籴，使输折斛钱而已。故上下俱宽，而中都不乏，最为良法。自胡师文以籴本为羡馀以献，而制置、发运司拱手无可为者，此直达之议所从起也。今复转般，而籴本乃取之诸路。昔在诸路，每岁一路所得盐课无虑数十万缗，自钞法行，盐课悉归榷货务，诸路一无所得，漕计日已不给；今又歛取之，非出于漕臣之家，亦取诸民而已。民力困敝，徒为纷纷，无补于事。臣近询之民间，谓朝廷虽有复转般之名，而直达之实犹在。诸路米至真、扬、楚、泗，未尝入敖，徒于文历内为收支文具而已，此尤非更法之意也。臣窃谓盐法与转般相因以为利，自行直达，而盐法随变，所谓相因为利者两失之矣。祖宗时，荆湖南北、江东西漕米至真、扬下卸，即载盐以归；交纳有剩数，则官以时直售之。舟人皆私市附载而行，阴取厚利，故以船为家，一有罅漏则随补葺之，为经远计。太宗尝谓侍臣曰：「倖门如鼠穴，不可塞。篙工、柁师有少贩鬻，但无妨公，不必究问」。非洞见民隐，何以及此？自直达钞盐之法行，而回纲无所得，沿江州县亦无批请，故毁舟盗卖以充日食，而败舟亡卒处处有之，转为贼盗，不可胜计，其为害非细也。臣窃谓转般、盐法为发运司职事之根本，二者不可偏举。不捐数百万以为籴本，无回运以养舟人，则虽复转般，无异直达矣。近见发运司漕米至汴中，损失者十几五六，盖人船皆处之非其道也。昔刘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，每船给钱千缗，或言所用实不及半，虚费太多。晏曰：「不然，论大计不计小费，凡事必为永久之虑。今始置船场，执事者至多，当使之私用无穷，则官物坚好矣。异时有患吾给钱多，减之过半，则不能运矣」。至咸通中，有司计费而给，无羡馀，船益脆薄易坏，漕运遂废矣。闻真、扬起纲，凡治舟所须之物、调夫庸直皆不以例给，篙工、挽卒逃亡四出，沿汴以清河兵递行牵挽。清河兵素非纲官所辖，肆行盗窃，不可禁止；加之上漏下湿，非沈溺则腐败而不可食，其损失多矣，皆惜小费不论大计之过也。臣欲乞朝廷严立法制，船场不得减尅工料，优给支费，庶得坚实，无疏漏之虞。复运盐之利，使篙工、柁师以船为家，则官物自无损折矣。自汉唐以来，善治财赋者必以刘晏为称首，晏之言曰：「理财当以养民为先，户口众多，赋税自广」。此至论也。然晏专用盐利以充军国之用，其为法止于出盐乡置官，收买盐户所煮之盐转鬻商人，任其所之，无馀事也。其始，江淮盐课岁不过四十万缗，季年乃至六百馀万缗，不啻相什百也。岂当时可行，而今不可行耶？臣尝任越州萧山县令，境内有钱清盐场，亭户多窜亡，至追捕拘系之，乃肯就役。尝究问其故，盖盐之入官一觔不过四五钱，积盐之久，必有耗折，官吏任责，则入盐加耗，理所不免，计其工力之费不偿其二三。又所至匮乏，钱不时得，此亭户所以多窜亡也。饥寒所迫，非私鬻之无以自给，故盗贩十百为群，被甲荷戈名裹送者不下数十人。官司畏其生事，护送出境，得无侵扰已倖矣。夫深山穷谷有经年不食盐者，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无也，钞盐之价高而私贩贱，故食私盐多而岁课所以不敷也。非抑配编户，则盐钞无肯售者，此其弊根也。朝廷若于出盐乡增价售之，使其私用无窘，则亭户孰肯冒禁与盐贩者私市哉！弊根既去，则岁课自敷矣。夫天之所生，地之所藏，昔常有馀而今不足，其弊必有自矣，朝廷盖未之究也。建隆之初，荆湖、江浙、河东、川、广、福建皆非朝廷有也，所有者淮南、京东西数郡而已。承五季之乱，干戈日寻，然未尝以用不足为忧。今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，贡赋之入十倍于前时，而日以不足为忧，何哉？处之未得其道故也。昔皇祐尝为《会计录》以总核天下财赋之出入，百官饩廪之俸、军储边计，凡邦国之经用，皆有常数。元丰之《备对》，元祐之《会计》，皆放此为之。臣伏望陛下明诏大臣为《靖康会计录》，取皇祐、元丰、元祐三书以为式，吏员之增减，兵旅之多寡，户口之登耗，赋入之盈虚，与凡经用之数，以三书参较之，有馀不足之本，可以究见矣，然后从而救治之。宰相岁终制国用，量入以为出，而忧国用之不足，非臣所知也。臣在阙门之外，庙堂之论，臣不得而与闻焉。然得之于道路之言，以为执政大臣治文书，究细务，日不暇给，其如天下之大计何？臣窃谓今日之急务惟政事之未修，边陲战守之未备，皆阙然不讲，此臣之所深忧也。臣愿陛下敦谕大臣，阔略细务付之有司，专务修政事，振军律，练兵选将，为战守之备，庶乎纲举而万目自张矣。臣不胜幸望之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