予读《赵充国传》，观其用兵决策若可以有奇功，然提大兵对五万之先零，持久数年而不决，其取之也，又未有奇变可喜之功。盖尝疑其多畏而少断，及见其言兵势、国之大事，当为后法，而后知其非徒然也。夫先零之事微矣，然其规略即古之谋臣智士之遗法也。古之善计者，未尝一日不志于功名，而不肯为徼幸之利，而其术本于观时，时非吾之所能为，而吾能引而致之，不然则安坐以待其疲，舍是未有肯妄动者。夫提兵决战，斩级捕虏与敌斗，吾可以有功，而不可以无患也。未可以无患则变生不常，而胜负未有所在。谋人之国都，而吾之胜负未有所在，是天下之危道也。充国救罕幵以离其支党，遣其降者以乱其腹心，培之于覆亡，乃徐待其势，而后振之。夫充国岂以力战决死为必败哉？以为善战者，其法不当出此故也。昔予尝怪武帝用卫青、霍去病，出万死百战以践蹂匈奴之强。此两人斩馘降虏不可胜数，单于远遁，漠南空虚，而终不能得志，至其晚年，汉与匈奴两不振矣。唐太宗与颉利临渭水而盟，方是时，内有太宗之雄，而李靖、李绩为之将帅，致颉利于室中而闭其门，覆军杀将，何求而不可？太宗竟不出此。而其后颉利危殆，国中空虚，李靖以五千骑谈笑而灭之。夫武帝之无大功，何也？战匈奴之强，而不能致匈奴于弱而后战。而太宗之明，知颉利之方强，虽足以取而未可以无患。李靖以孤军而功过卫、霍之百战，彼惟投其时故也。其后太宗举国以取高丽，猛将锐卒自以无前，而顿兵坚城，逡巡而退，何则？盖苏文之雄，而欲以亡国处之，过矣！高宗之时，盖苏文既死，则用一李绩取之而有馀。夫绩之才岂过太宗哉？敌之时异也。句践与范蠡百计而谋吴，句践不能忍而欲发也数矣，蠡独不可，而至稻蟹之变，则遂起而不疑，何则？彼之至计不独以战为也。故充国以善战之才谋五万之众，至百计蹙，取弥年而后成，彼非恶速也，以为此用兵之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