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之所论者，智将勇将之轻重矣，试更言智与勇之效。古之伐匈奴，而能力战深入致死不顾者，莫如卫青、霍去病。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，其为攻战不为不多，当其出也，必有所俘斩。计两人之出，杀掠不知其几何，则其为捕虏不为不至。如史之所载，元狩四年，两军之讨匈奴者，出塞之马十有四万，比其返也，存者三万而已。自是推之，则士卒之耗，铠甲之亡，而货财辎费所以振赡三军者，自始至终几不可计矣，则其为用财不为不厚。夫攻战如此之多，捕虏如此其众，而用财如此之广，则虽尽得匈奴之国，系单于而献之阙下，不足多怪。而二将之功止于俘斩获掠，而不能大有所经制，仅能筑区区之朔方，降惧诛之浑邪而已。愚尝论汉匈奴之盛与唐之突厥，其初未甚相远也。然冒顿之盛，尝一至晋阳，自是而后，侵盗边境杀掠吏民则有之矣，不闻遂能涉中原、近都邑而惊近甸之民。而突厥之盛，自隋以来，侵边境杀吏民者，乃其所常患。以太宗之威强，与李靖、李绩之勇智，而颉利长驱中原，至犯天下都邑，盖尝一至渭桥，与太宗隔水而阵。则太宗突厥之初，以事考之，比之武帝之匈奴则又甚矣。而李靖三千骑出恶阳岭，捣其不意而破坏其腹心，一战而复定襄，即披其巢穴，卒以奇策而擒颉利。当是时，俘获之众尚千万计，则颉利之势亦未至于甚弱，然复定襄、常安之地，踰阴山，绝大漠，唐遂以无突厥之患。夫匈奴于汉未大盛也，何卫、霍费心竭力之多，而武帝竭财历时之久，而所得之效止于斥地数郡，得一降将。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，费财如此之简，而历时如此之速，又能大破积强之突厥，至覆其国而虏其君。呜呼！何其所遇之敌则同，而用力之劳逸与成功之巨细异耶？盖卫、霍勇将也，知战而已，不足于谋。李靖智将也，谋与战二者无所不可。知战而已，则其用力固多而不足于谋也，所以数出而少功。谋与战二者无所不可，则当其战也，非苟胜而已。谋定虏中，斩一夫如得万夫，破一阵如陷万阵，捣其要害，中其危病，则用力少而为功多者，固无足怪。夫战有时，动有机，因其时，敌不能支，乘其机，敌不暇思。夫卫、霍岂足与言时与机之动哉，直战而已矣！彼其失时与机而犹能胜者，特出于其勇，使无勇则败矣。靖之御突厥，大率再战而已，提兵再战而收卫、霍百战之效者，乘时趋机而不独取办于战故也。而或者以谓卫、霍当匈奴之盛，而靖当突厥之饥馑。如武帝之深入穷追，历岁之久，其蹂践焚荡之所残，孕重堕殰之所失，叛降离贰之所分，雨雪饥馑之所困，不可胜计，单于乃更思和亲之利，则其国亦尝衰矣，以谓所遇盛衰之不同者，非也。夫青之渡漠，盖尝一对单于而不能得，苏建失军而不敢戮。而去病之降浑邪，至戮八千人，而常弃大军，天幸不至亡失。夫伐不测之匈奴而不遇其军者，皆李靖之所深惜，而去病之服浑邪，何独倚斩艾之威，盖已危矣，至于不戮苏建而弃大军，此宜靖之所深笑。故愚以是知卫、霍勇将而已。夫用勇将者，足以快意目前，然多费历时而少大功。用智将者，虽滞于伺待，然费轻省战而收奇功可见矣。盖宣帝之时，先零扰乱，而赵充国叹曰：「往者举可先行羌者，吾举辛武贤，而丞相御史乃用义渠安国，竟沮败羌。吾尝谓耿中丞，积粟三百万斛，虏不敢动矣，今所积才四十万石而已。失此二策，故羌人敢为不顺，所谓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」。而辛武贤乃始区区于力征深入，以谓足以制敌。呜呼！智将之收功者，常在于未兆之前，而勇将之成败，乃在于胜负之后。则夫勇将之功，是智将之所遗，而智将之设施，勇将终身由之而不悟也。彼卫、霍者，勇将之尤者，而犹如此，况其下者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