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为复民之职？臣窃以谓有君臣则有官府，有官府则有府吏胥役，有府吏胥徒则差役于民，百王不易之典，未有知其始者。譬如耕问奴，织问婢，职当然也。国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，乃初变免役法，以救其弊，实大惠也。然其弊则去矣，利亦未兴，而又有弊焉者，正今日之急务也。盖作免役法将三十年矣，曾无一定之论，而耳目变改，朝夕纷纷，何劳而难功耶！如其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，不如是也，譬之人有疡手足者，或曰我能药之砭之而愈，是谓良医。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无患，恶在其为智耶？夫去差役之弊则诚善矣，立差役之法而改为之，则未知其说也。是二者事体虽大，节虽多，要可以一言而定。差役之法为民，免役之法为利；差役之法若劳民而实逸之，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实病之，不可不察也。何则？国家之有仓场库务，非以自利，所以利斯民，而民以之相生养者也。官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，为衙前以处之，民之斗讼侵枉不能自直者，来赴愬于官。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吏，以听上之指踪而左右之。其就田野之民，黍稷禾麦之利病，钱镈镃基之好恶，官不能尽治，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户长以主张之。不幸盗贼为民之害，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弓手以警捕之。其他各以是为率，顾不曰为民乎？免役之法则不然，以民岁所输之钱十用其八，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为衙前，委以不赀之府库，姑因衙前而得利也。雇募游手之有闲书算者以为吏人，责以不容奸伪之簿书，姑因吏人而得利也。并团省管以为保，雇募保正以代耆长，而地里之远，所责之不一，则有所不恤，姑因保正而得利也。今盗贼既多于昔时，雇募游手之强悍者以为弓手，而使之必得盗贼，姑因弓手而得利也。其他各以是为利，顾不曰为利乎？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，若劳矣。而为衙前者自以应门户，保产业，少常学以待役，一日役之，不敢渔猎于府库。为吏人者，少时之学尤力，甚且知自爱惜，而不敢巧记于簿书。为耆长者少知其俗，长任其责，不杂以他乡而任之专，不杂以教阅而事之又专，不敢抢攘于乡管。为弓手者，视乡党邻里之害而疾之，不惜身于盗贼，而勤察非常，固不敢借贼而资盗。凡其役满而归息于田里，优游无所复输，顾不曰若劳民而逸之乎？免役之法则不然，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辈，而衙前以府库为市，吏人以簿书狱讼为市。保正之于其保，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，其于巡稼穑之大利，平争讼之细事，非所习。弓手之视盗贼，可则前，不可则身自亡去。凡其役无时，幸其奸赃不败露，则终身尸其禄，若城狐社鼠然，顾不曰若利民而实病之乎？若差役之法行，使民既有职而又有大利者五焉，则非俗吏之所知也。何者？大以赀豪于乡里者，方且趑趄颉颃，仆役其乡人之父兄，而使之躬为仆役之事，阴消其奸逼之心，其利一也。今之以赀自强者，田宅拟公卿，仆隶如官府，纵舍自若，未之有比也。彼既役于官，而因之识礼度之所设，睹刑戮之所加，善者劝而恶者畏，其利二也。今之民远于上，不闲教化，未之有比也。昔人欲谓济世务犹同舟涉海，一事不劳则俱受其败。彼其役于官者，有父母妻子之怀，桑梓坟墓之累，仓卒之间，其视利病，贱与贵同忧，下与上同力，必以死守，其利三也。今之州县，稍有一事，横决待期，左右环视，无一人可以腹心委者。民之视其长吏，若胡越然，未之有比也。自常平之法行，而兼并之家置田无限，小民日以困匮。若其视田产而出力役，则虽不限田而细民免兼并之厄，其利四也。今之兼并方且得意，未之有比也。所谓游手之民者，古也禁而远之，今也禄而亲之，使民去本，荡然无及。若差役而尚土著，则虽不设土著之法，而游手自将复业，其利五也。今之游手，方且得意，未之有比也。贾谊谓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乡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。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箱箧，而不知大体。魏郑公谓俗吏既无远虑，不达大体，唯奉三尺律以绳四海之人。臣愿陛下不恤俗吏之言，自圣衷诏有司，度当今之宜，依熙宁元年之前行差役法，而严衙前散从官陪备之禁，实天下幸甚。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职，而三路保甲教阅亦可罢去。盖三路之民，力役视他路固已重矣，何可仍之此役哉？其使斯民舍南亩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，鄙袯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，厌菽豆之饱而甘市井之腴，又非所以厚斯民也。或曰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古之制也，其可已乎？臣不知今之讲武，其古之讲武乎？今可废郡县而封建，弃杖笞而劓刖，悉仿古乎？教阅之书，祖宗之所著令，则今可举而行之也，臣敢以为献。或曰，是可以去兵，而合兵民为一，古之制也。臣又知此亦疏矣。臣窃闻太祖既得天下，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，可以为百代利者。普等屡为言，太祖俾更思其上者，普等毕思虑无以言，乃请于太祖。太祖为言，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。方凶年饥岁，有叛民而无叛兵；不幸乐岁而变生，则有叛兵而无叛民。普等顿首曰：「此圣略，非臣下所能及」。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，天下有泰山之安，而无一日飞尘之警，何劳措意于其间邪？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，为逃责饰非之辞曰：「免役、保甲、市易，三者有大利害焉。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，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，缓而图之则为大利，急而成之则为大害」。呜呼，利害之相轧如此，何其危哉！真畏途险辙也邪？孰为利不百不变业邪？孰谓帝王之道出于万全邪？孰谓王道易易，天下可运于掌邪？如成汤之不竞不絿，不刚不柔，敷政优优，敷奏其勇，不震不动，不戁不悚，则法之所施，得其人利固博，非其人而利亦存；缓之则缓得其利，急之则亦急得其利，是谓大中至正无弊之道者，乃可举而措之天下也。且作法于厚，其弊犹凉；作法于凉，弊将奈何！臣恐其初，利害之杂，则卒莫能纯于利也。盖利不胜害亦久矣，奚独此为不然邪？祖宗之法百年乂安，天下本无事，何苦试此危道也哉？譬如有人言我药能起疾，一剂而愈，不然一剂而毙，谁敢试之哉？昔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，岂不壮哉！季布谓哙面谩可斩。魏延从诸葛亮假精兵五千，负粮五千，从褒斜出，循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而北，不过十日可到长安。亮从斜谷来，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，又岂不审且壮哉！亮谓此悬危，不如安从坦道，可以平取陇右十全，必克而无虞，抑延不用。孰谓经营天下百世之大法，反危于季布、诸葛亮之用兵哉？唐太宗言，李绩用兵每大胜，江夏王道恭不能大胜，亦未常大败，薛万彻之兵也。唯陛下幸察。何谓不用兵？臣闻平乱祸、创业之君，不可不勤于用兵；继世守成之君，方且敬德以奉宗庙，急贤以崇礼乐，勤政以厚风俗，孜孜唯日不足，何暇兵之议也？于斯之时，万邦咸乂，四夷屈服，罔有内外小大，无不臣妾，又不必兵之议也。不幸而夷狄无知来内侮，古今异势，或文德之不来，而以我之顺攻彼之逆，兵不接刃，而彼自授首矣。又不幸而盗贼窃发，则缚豚搏犬，一夫是力，皆无劳于兵也。夫继世守成之君，尚德不尚兵，亦已明矣。臣请以唐为之言。明皇沈蛊衽席，自销其前志，禄山乘昏一举而覆两京，当是之时，天下之兵争先甲胄，不谓不众；其将则郭子仪、李光弼、高仙芝、哥舒翰，不谓不武；其守成则张巡、许远、颜杲卿，不谓不忠。而成皋不为之固，潼关不为之险，河北不为之守者，非用兵之罪也。河北自是世为唐患，而馀风被于齐鲁梁蔡，皆效尤而为邦盗，乍臣乍叛，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将百年。武宗兴而用李德裕，因高祖、太宗之灵威，不假天宝之兵，不用天宝之将，不劳天宝之守臣，不出一矢，而申之以文命，谕之以顺逆，即位之四年，崔嘏来归我，邢州王钊来我归，洺州安王来归，磁州郭谊杀刘积而泽潞平。天下方镇一日耸然易虑，奔走朝贡，回鹘于是乎破胆请和者，非用兵之功也。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，而武宗之兴非用兵之功，则兵也者以之继世守成，果何有哉？虽然，武宗固武矣，又得李德裕以为之相，宜其功烈巍巍如此，而求其所以致此势顺而力易者，实本于高祖、太宗德泽之旧，而朝廷之素尊也。德裕每谕河北三镇之使者曰：「河朔兵力虽强，不能自立，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」。概可见也，臣故曰武宗兴而用李德裕，因高祖、太宗之威灵云，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。是继世守成之君，易于为德而屏兵，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。然其所以为用兵之说者何自而发哉？臣知其人也。盖大臣持禄固位之术，莫如劝人主用兵，功若成则谋臣赏第一，他人莫敢先其宠；功若不成，则上方以边事责之，他人不敢继其后。身死于庙堂可也。姚崇劝明皇不幸边功，而相明皇四年罢；宋璟责明皇兵甲不渎，军不轻进，而相明皇五年罢，再相亦五年罢；至于李林甫导明皇封藩将，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。又彼行险徼幸之小人，欲身富贵而无以为资，乃为国生事，献开边之谋，其人本囚虏之材也。事若成，则富贵，得其所欲；事若不成，而诛窜擒馘，亦其所分。是在彼得丧实无所系，而生民之膏血，朝廷之威福，彼漠然不知恤也。由是边埸之臣阿庙堂之好，庙堂之臣侈人君之欲，誇大张皇，隐亡讳败，至于日贺其得而不知其亡，日赏其胜而不知其败，可不惜哉！如前日将官魏钊死焉，初无一人声之者，至钊之妻泣诉钊存亡于待漏院，大臣乃言：「既是多日不知消息，必是阵亡」。不知此为何等语也！一将官之亡尚不以闻，则卒伍之没者可胜叹哉！今夫人孰肯斗狗彘？金玉孰肯易瓦砾？奈何以中国之尊而较夷狄之胜负，弃金帛粟米之巨万而争不毛之尺寸哉？其胜犹不足道，而况于败乎？其得犹不足道，而况于亡乎？诚胜且得矣，边境愈远而屯戍愈多，馈运愈劳，中国愈困，恐非朝廷之福也。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复，奈何？臣以谓灵武者，太宗之所弃也。代州之地，延袤千里者，神宗之所弃也。当时岂卒然无说哉？姑待其归顺，抚柔之可也。且边埸之地，适彼适此，亦其常事，何必深雠而血战以争之邪？设如一日尽得幽蓟、灵武之故地，不过添数十亭鄣，列七八郡县，增职方之一二图籍耳，其于九鼎之轻重，百姓之利病，了无所预也。且夷狄自有盛衰，未必与中国盛衰相当，果于中国何所重轻哉？如匈奴常围汉高祖于平城，其后数为汉患，而至哀帝时乃上书愿朝。吐蕃以二十万众寇松州，唐太宗患之，卒妻以宗女，其后尽盗河湟，薄王畿而室，宣宗时自以三州七关归有司。议者其以哀帝、宣宗盛于高祖、太宗时邪？彼幽蓟之役在晋开运时，殆今且二百年矣。数十年之前，犹闻彼左衽之民嚬蹙思汉，边人多能道，其语可伤也。殆今寂无所闻焉者，其久而忘异乡之悲。其闻中国赋歛之重，征战之苦，而不知慕邪？虏主今年八十馀矣，每对使者语及仁宗，必重叹息，为仁宗作忌，则祖宗之德怀于夷狄者，不能忘也。陛下崇德以绥之，何事于兵乎？关中兵不解甲，今又七八年矣，饥馑相仍，米斗千钱不可得。古人所叹父战于前，子斗于后，女子乘亭鄣，孤儿号于道，老母寡妇饮泣巷哭，遥设虚祭，想魂万里之外者，不意今日复见之也。唯陛下仁慈天授，念苍生介胄之苦，早下罢兵之诏，实天下幸甚。何谓士得自致于学？臣窃以谓欲善教者，宜莫如法孔子。孔子之使群弟子「盍各言尔志」，不必其志之一也。闵子之訚訚，子路之行行，冉有、子贡之侃侃，夫子皆乐之，岂好侃侃而恶行行哉？譬如大匠之诲人，欲圆授之规，欲方授之矩，其所以为方圆之大小，则不必授。而大匠之朴断，又岂一斧斤之力哉？汉兴，立五经博士，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，《书》有欧阳、大小夏侯氏三家，《诗》有申公、辕固生、韩生三家，《礼》有戴德、戴圣、庆普三家，《春秋》有公羊、谷梁、左氏三家，未为不得人也。如董仲舒受《公羊春秋》，刘向受《谷梁春秋》，皆足以为汉之儒宗，显忠于汉庭也。今则不然，义理必为一说，辞章必为一体，曰是为一道德。不知道德之一，如其是多忌乎？臣常谓今之学者《三经义》外无义理，扇对外无文章，老成者信之。古人谓草野生专自许，不能博究，择从其善。徒欲父康成，兄子慎，宁道孔圣误，讳言郑、服非，郑、服之外皆雠者矣。正今日之患也。其患臣得言其所自。国家之初尚诗赋，而士各精于诗赋，如宋祁、杨寘、范镇，各擅体制，至于夷狄犹诵之。自嘉祐以来尚论策，而士各力于论策，乃得苏轼、曾巩辈，至今识者各仰之。自更经义以来，授以成书，谓之《新经义》，唯善其说者乃中程上第，苟为参差出入于其间，即不中程式，虽善必黜之。士方为禄学，无少长贤愚，靡然从之，唯恐不相胜。虽有长才者不得聘，虽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讳之不敢言，涂人耳目，窒人聪明，溺于傅会穿凿之论，固使人材阘茸，器识卑下，闻见单陋，不复可得前日瑰奇卓绝之士矣。仍之援释、老诞谩之说以为高，挟申、韩刻覈之说以为理，又使斯士浮伪惨薄，不诚不忠厚，其患岂不大哉？议者皆谓科场者，风俗之所系，公卿将相之涂。今科场之坏如此，何所赖？而公卿将相何所选乎？古人谓王衍清言之害甚于桀纣，臣恐致今日之害者，其罪又甚于王衍也。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。臣愚少常业于所谓《新经义》者，元丰中以出身入仕，非不知而妄作也。所以中道而改路者，诚以其学求之古人之书、稽之老成之论而不合故也。臣愚敢为陛下申其本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皆本于竹简科斗古文，不幸出于秦灰烬之馀，汉儒固有残经之叹，而鱼鲁豕亥，至于今日，滋为残舛。今之说者因陋就寡，曾不省察，不亦末乎？其为义说，因益回舛，不可一二指也，而《书》之失为甚。盖今《尚书》又出于唐明皇时学士卫包之所定者矣，《新经义》之说，如敢于殄戮，而刑足以服人心，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，威不可讫，老不可敬，祸不足畏，凶德不足忌之类，诬经害教，固足以病学者矣。而讲筵之官，将以是说进于斧扆之前，无乃为圣聪之惑，而阴贻天下之祸乎？臣前所谓唱此说者，其罪甚于王衍，又以此之故也。伏惟陛下之聪明，略赐省览，则其书之邪正，无从而逃也。昔虞翻疏奏郑康成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，谓吴武烈「不可不正，行乎学校，传乎将来，臣翻切耻之」。夫以巍巍大宋，而无一虞翻乎？臣顷为蔡州学官，王安礼为臣言，神宗皇帝天度高远，常患《三经义》未副其意，宣谕异日当别刊修。则今之承学之士，于《三经义》兢兢唯谨，不敢低昂一语者，未必当神宗之意也。况《三经义》行之数年后，王安石乃自列其说之非是者，奏请刊去，不知古人设诸日月不刊之书，其如是乎？如其岁岁改易不已，则学者无乃徒费年月乎？若夫神宗患当时文章不足用，至于再三而思得人，则又中外之所著闻也。如其所著《字说》者，神宗留中不以列学官，近乃列在学官，使学者纷纷然异端。其书古文大小篆之不伦，正俗之无别，从篆从隶，临时迁就，其私意破律乱常，果何等书也！盖前日《三经》行而出之于经，皆弃大旨而事句语，有昔人年头月尾之弊，今又舍句语而争以字，不愈弊乎？《字说》之列学官，甚非神宗意也。其此不当置而置者，乃有不可罢而罢者。《春秋》，孔子笔削，以惧万世乱臣贼子者也。有国者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；为人臣者，不知其人伦之大教也。元祐之初，常列于学官矣，恐非所以尊经术也。昔孟子欲言《周礼》，而患无其籍。今之《周礼》，最出汉末，杂之以六国之制，多汉儒之所伦次者。或谓六国阴谋之书则过也，大要歛财多货，黩祀烦民，冗猝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。犹以王制之所存，得列于学官，而《春秋》法王之制，反可黜乎？臣愿陛下博延耆儒宿学，左右劝讲，复《春秋》之科，诏学士大夫不为专家之学，人得自竭其聪明，必有异人为圣时而出，以副明诏。何谓广言路？臣观商高宗梦帝赉良弼，而相说于傅岩版筑之间，可谓非常之举也。意说之于高宗，有绝世非常之谋宜如何，说乃首为之言曰：「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」。真老夫常谈哉！盖说之意，以为人君之德莫大于从谏；从谏之言，当先天下之言而发也。人君既从谏，则无所善之不从，无弊之不知，而他无所复患也。说再为之言曰：「王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」。夫王人者，恭默无为之为尚，而何所事于多闻哉？盖说所谓王人之多闻，异乎儒生博士之多闻也。要在一堂之上，闻前古君臣治乱成败之言，闻忠臣直士犯颜逆耳不逊志之言，闻闾里细民愁苦叹息之言。有言职者，固得以言，而小臣贱吏、工商庶人、奴隶女子之辈，皆得言而闻之也。如是而事之不建，天下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夫高宗卒为商之盛王者，其本在是也。虽然，何独高宗为然哉！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。唐太宗三日不闻谏，则切责侍臣矣，况乎好谏纳言者，自是宋家家法哉！祖宗好谏纳言之实，载于图牒，布诸闻见者，不胜举也。勉而崇之，又在陛下。陛下甲子诏书方言开谠正之路，消壅蔽之风，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于祖宗之盛德也。夫祖宗故事固不胜举，而其大德则至诚不厌者是也。夫唯至诚不厌，是以不独好其言，而又好其人。上尽其公，下恤其私，迹若与之有间，而心实爱之不异，终身信其人而不疑，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后已也。如仁宗贬唐介岭南，将行，遣中使赐介黄金，既又画介像置之便殿。潭州买珠子狱闻，而谓唐介必不买，介卒显于仁宗之朝是也。由是士气大振，人人恨不能见上为之言，而朝廷之上日闻蹇谔之进矣。比年以来乃幸而有一人言事，其一蹶则终身不复用，古人所谓荣华于顺旨，枯槁于逆违者是也。是时大臣自谓当时有顺从而无谏争，小臣方且救过远罪而不暇，其敢言！大臣或以同异相济者，谓之异议而黜之；小臣或以下情上闻者，谓之犯上而诛戮放逐之。其好同恶异，好誉恶谏，必人之顺从，至于立法以禁之，使必不得言。或兴大役，或起大狱，或讲大事，或天文变见，人无愚智远近，必闻见而必言说者，乃下令曰言说某事者，出赏若干，其能来嘉谟嘉猷，而起幽隐之言乎？且夫太平之人仁，仁则失之弱，弱则禁之易。令行于一狂夫，而失天下忠良之心；事滋于一日，而使后生者不复知有忠义之事。士气沮丧，人人以言为讳，其视朝廷利病，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然，真可惧哉！呜呼，壅蔽之风如此，宜陛下下明诏，欲消去之也。臣愿陛下验诸事体，大而宜必有言者，犹不闻言，则闾阎之愁苦，朝廷将何自而闻之乎？如前日黜后，大事也，中外臣寮未有一人叩阍而献言者，何邪？近如范仲淹，远如褚遂良、长孙无忌，既不可得，如欲陈元达辈，又亦不可得邪？孰谓国家声教如此久大，而乏人乃至此邪？夫刘聪蕞尔伪国，而有臣如此者，岂偶然哉？盖当是之时，有王彰之骨鲠切直，任顗之叩头流血，陈休之奋不顾身，刘士通之言不行而恚终，使元达之鸣有朋也。刘士通既死，陈元达归而祝死曰：「吾不能言矣，安用此默默而生乎」？已而元达果亦忿终，概可知也。呜呼，言路之通塞，岂一夫独鸣之力哉？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，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，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，其博古今、达治体、善议论者几人，其骨鲠谅直，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。大臣之中其无纳交于妃嫔者乎？其无缔构于阉宦者乎？其无奸险挟私雠以害忠良者乎？其无怀二以沮天下之大谋者乎？今日之忠言闻与不闻，宜无足怪也。陛下即位，首诏还邹浩，复置谏列，又增谏员，犹不自足，而下明诏于天下，开谠正路，臣将见天下之士愿献言于朝者，如祖宗之盛也。臣愚更愿陛下至诚不厌，赏谏争之臣，振忠义之气，除谤言之禁，复贤良方正之科，不独使谏官御史得进其忠，而布衣韦带之士亦得竭丹诚以佐圣治也。其复贤良方正之科奈何？臣切以谓科目之设，能极天下之材，诱天下之忠，表著人君愿治之意者，惟贤良方正之科也。盖朝廷待之尊，而大臣荐之重，天下之人责之深。士之自好，欲不负其名者，忍不以忠直之言，献之于吾君乎？由是人君数得闻其过，大臣不惧其不称职，则耻其不能言，更相厉翼，匹夫匹妇得因之以申其情，实一举而众利随之也。故朝廷得人，此涂最盛。仁宗时，富弼、张方平相继而出，唯陛下幸察。何谓贵多士？臣切以西汉之时，萧、曹、平、勃、丙、魏之属相先后为相，而西汉之享国最隆盛。盖汉相既如此其得人，则汉之百执事，其才可知也。蜀汉之时，诸葛亮死而蒋琬相，蒋琬死而姜维相，姜维乃以蜀汉为墟矣。盖蜀汉之相既如此其不肖，则蜀汉之乏人可知也。使蜀汉世世得人，姑如琬辈，则垂亡之魏何有于全盛之蜀哉？况其如亮者乎？唐太宗明断，而宣宗亦明断；太宗从谏如流，而宣宗亦从谏如流；太宗节俭惠爱民物，而宣宗亦节俭惠爱民物。当时切谓之小太宗，而治乱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，太宗朝多士，而房、杜、王、魏之属上下相与之诚心无贰；宣宗之时无多士之称，而白敏中、令狐陶之辈畏威防嫌之不暇，是其分也。然则国之多士可不贵乎？仰惟祖宗之时，相二人或三人，又有参知政事四三人，枢密、宣徽使四五人，使相、节度使五六人，学士、舍人七八人，内外两制数十人，馆职又数十人，如西京、河阳、郑、许、陈、蔡、襄、邓之类，节度使、使相旌旆相望，其盛哉！如是尊朝廷，镇万邦，威四夷，长君子之道，真得多士之宁也。大臣出镇多开御筵，或赐之御诗。使相过，关有司供帐，中使问劳相继，下至刺史县令，有以优异之，于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贤，耻言人过，唯患不得士以报国。而大臣敢有其尊，小臣不惮其力，而忌疾之嫌、朋党之论、告讦之风、刑宪之设，未之闻也。仁宗已患近岁大臣体轻，议者以当时两制不满五十人为陋，不知今日视仁宗时大臣又孰轻重，而两制又孰多少邪？乃者要官剧职阙而不补者，动踰一二年，两府柄臣之阙犹四五年，无大臣判州府者几三十年，如青、郓之类，或以馆职领之，何为自弱乃如此邪？意者大臣持禄固位，欲死于富贵，不肯与人同升于人主之前，谓己不敢分权攘柄，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。虽有贤才，众所许者，当路之人亦不敢没公议，而称之曰贤且才。不幸身名一落朋党中，则言之曰：进某人，则某人之党进矣。是天子之所忌者也，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，其可进乎？是朋党之论以致此也。夫人之生各有气类，孰非朋党？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党中，曰可用矣，而或指其阴过，摘其往行，上之人不为爱惜而赏其言者，是告讦之风以致此也。国家之法日以益密，使人难避而易犯。士如一犯吏议，则数十年不得调，至有废终身者，是刑宪之设以致此也。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无可选，下之人欲进而道无由，一切以格律从事。应其格者上下无异论，不应格，虽旷官败事，曰其如格律何！如閤门祗候举有边功之人，州学教授使之就程试，尚书侍郎于行守试三等之外，又有权入一等，及第高科者为文章，能断狱歛财者为政事，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？李林甫常进《野无遗贤颂》矣，当是之时，岂真无遗贤也哉？于是数目之外，又有一大弊，是所以为众弊之源者，曰专用一相，臣敢为陛下言之。盖国家既有宰相、执政官之异数，则门下、中书侍郎、左右丞虽皆为陛下之股肱，而势之相远甚不同也。如二相，则其谋参，其势分，其善不居，其恶不可容，人主之聪明日开，而人材因之而进，非一门也。如一相，则其谋决而不参，其势专而不分，善则居之，而至于上亢下忽，恶则无自而暴，人主之聪明日壅，而人材必由一门出也。其弊岂不大而为众弊之源乎？夫自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相成王为左右而来，二相之制尚矣。其后曰左右相、左右仆射之类，名号虽不同，大要皆二相也。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论一相为之言，不知荀卿所谓论一相、陈一法、明一指者，正以其数之一乎？如其不世之业资于一相者，古亦有之，则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。此又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。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矣，何必亡之多乎？臣切以谓官冗之弊者，流外所入之不澄，边功所赏之不慎，法官资格之不次，内降所命之不已，阉官任子之不禁，使臣换文之不实，纷然蠹我器名，非谓要官名流之多也。陛下即位之初，灼见侍从之阙员，诏举可入选者二十人，天下闻之，莫不为陛下喜也。唐赵憬号称精治道，常以国本在选贤，宜补阙员以育人材。沈既济良史也，亦曰广聪明以收淹滞。以补其阙，陛下诚得之也，然久未闻用之，何邪？慎不轻授欤？人之不足授欤？则臣愿陛下博于求贤而优用之，无累于四者之弊。复贤良之科，盛儒馆之选，询祖宗用人者几涂，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员几人，则天下之材不可胜用，而朝廷多士矣。何谓无欲速，无好名高？臣常观自古帝王用心既美，为政既善，治具毕张，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实有所不足，泽足以周宇内而义有所屈焉者，无他故也，欲达、好名二者累之也，又是古今之大弊，可为痛惜者也。如汉明帝时，讲礼明度，断狱得情，号居前代十二，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、永平之政，而乃察察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内外悚慄，争为严切，孰敢谏者？一钟离意虽能言升平之世，难以急化，宜少宽假，幸不诛辱，而亦何补毫末哉？欲速之累如此也。后魏文帝屈然擅中国之统，礼乐风声蔚乎可观，而史臣称其刻意尚名，饬情干誉，自讲丧服何如孝理于民，亲问百年何如銮舆不动，设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，赐杖于家何如子孙侍侧，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。至唐文宗之急近功，隋炀帝之自许如尧舜，则乃无足惜者也。彼愿治之君无欲速，则能逸天下，不独一身之优逸也；无好名高，则能安天下，不独一身之无忧虞也。何则？无欲速之累，则诏令宽大，政事简易，崇尚平康，老成进而顽童远，忠厚行而浮躁息。不得已而兵，则无速战；不可寝而役，则无贪功。田野无事，民人各得其业，不其逸天下乎？无好名高之累，则奉先王之常宪，游天下之夷路。狂生迂儒变常乱古之谋不得施，愚夫妖人庆云甘露之玩不为瑞，冒义忍诟之辈圣德颂不敢以前。朝廷之上若无所施，而闾里之间实有所惠，不其安天下乎？苟如不然，其累于欲速，规规自困，虽有日月为之缩肭，虽有衣裳为之颠倒，而智者不暇为谋，勇者不及陈力。苟且诞谩之弊纷然以起，威之不足而刑之，刑之不足而殄戮之，使民将无所措手足矣。其累于名高，惟恐其言之不大，而行之难则弗顾也；惟恐其行之不勤，而涂之远则弗恤也。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，功既成又恐其能胜也。宁受欺于阉官小人，而不欲见规于忠良辅弼。过举失德非不知，而惮改为以遂非，恐下之议己，而机阱网罗无不设也。呜呼，二者之累有至于此者，可不惜哉！恭惟陛下富有春秋，建德于不可倾之地，玩言于无所弊之场，则不疾而速，欲避名而名且归之也。真宗澶渊之役，诸将请因契丹既北之势，扼其归路，一掩手而使片马只轮之不及，真宗独不欲之也。言者谓仁宗宜自行威断，仁宗曰：「朕在位久，于天下事诚谙之，若事事出自朕躬，或小过失，使言者不敢力争，或惮于改过，未之可也」。呜呼，其累于斯二者乎？此祖宗之盛德无可议，全功无所亏者也。唯陛下严恭畏天，当灾变，下明诏，求直言，以辅成初政，实天下幸甚。臣愚且贱，何足以奉明诏之万一，徒知可言之朝不易达，而忘其身之不能言，狂瞽不识忌讳，唯陛下赦其万死。然天下大事，或有因一人之为变改者，自古已然。三代肉刑，实缇萦去之也。臣之所陈或有取于万一，而皆舆人已诵之言，斧扆已决之议，如鸡第二鸣，虽不足以起众，亦未为不知时也。万一无取，不足以为涓埃之助，陛下幸赦而容之，然后之能言者为陛下言之，亦未为晚也。汉文帝初即位，或言事者辄停舆与之语，是非皆称善，后乃卒得贾谊，岂曰无补之乎？臣愚干冒天威，不识忌讳，不胜惶恐战慄待死之至。臣说之昧死再拜。

〔面贴黄〕奏为应诏，实封言事。

〔别贴黄〕臣愚所陈，皆当今之急务，天下之大利害，仰惟陛下明圣愿治，辄敢干冒上进，以奉明诏之万一。

〔别贴黄〕臣狂瞽献言，不识忌讳，徒知圣君临不讳之朝，尽言而忘私，伏望陛下特赐睿览，留中不付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