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左氏》于《经》而合者，夐出二《传》及百氏之上，惜夫观者未之悉观也。盖其于《经》言约而意含，其序事则文侈而辞丽，侈固足以胜约，而焕丽又易以掩夫含畜。是使好文䌽者知有传而不知有经，幸而偶耽经之士，则甘心于《公》、《谷》之下，不复省澄源于洪流也。彼杜氏《左传》则良勤矣，至于屈《经》以申《传》，顾岂不知人将议己也？不能忘言于左氏无传之经，或传初未尝有所及之意，乃参援二《传》而强纳之，虽斥贾、服之弊，其几何而不为贾、服也邪？且夫子当时所据旧史众矣，夏商之礼固能言之，其在周室何有？逮左氏之时，旧史渐陵迟矣，杜氏乃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，又何诬哉！

公羊高授《春秋》于子夏，传其子平，平传其子地，地传子敢，敢传子寿，寿当汉景帝时，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始著于竹帛，董仲舒实传焉，《春秋》公羊家于是乎大行于汉，公卿大儒悉宗之。虽曰父子口以授受而密矣，不能无所遗误舛逆，亦人情之所不免也。如昭三十一年冬，「黑弓以滥来奔」，曰：「文何以无邾娄」？何休曰：「据读曰邾娄」。说者曰：「公羊子口读则邾娄」。黑弓是口读，与策书不无同异也。既曰一家之传，而特书子公羊子者，孰谓谓高欤？且又载鲁子、高子之辞何邪？而又复有子沈子者、子女子者、子北宫子者，高之所子欤？抑平、地、敢、寿之所子欤？此五子者既多异同，于子公羊子不知何以不本诸子夏之初邪？彼阙疑不决之故，若有待于来者，信高也，何以不决于子夏乎？以故一章之间玉石错出，而精深昭远之功少，其酿嘲亿措之害，不胜其多也，可不惜乎！夫其所谓精深昭远者特绝乎？后儒笔墨之迹，意气思索之所及，苟不自乎子夏而谁欤？今学者劣以耳目闻见而忽之，又岂不重可惜乎？呜呼，公羊家既失之舛杂矣，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之学，徒勤而功亦不除过矣。五始、三科、九音、七等、六铺、二类、七缺之设，何其纷纷邪？其最为害者有三，曰王鲁，曰黜周，曰新周。故宋无他焉，图纬谶记之所蛊幻，而甘身于巫鬼禨祥，而不自寤也。既曰据百二十国宝书，而又谓三世异辞，何邪？文、宣、成、襄为升平之时，昭、定、哀为太平之时，休自谓本诸胡毋生条例，而胡毋生果亲事公羊寿者，宁如是乎？前乎休而贾逵、服虔之徒亦如是乎？呜呼，汉氏之末而学者之灾也。

《谷梁》晚出于汉，因得监省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之违畔而正之，然或失贼而不讨也，且或与之同恶焉，重可惜哉！至其精深远大者，真得子夏之所传欤！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，申《谷梁》之志也，其于是非亦少公矣，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，汲汲然不敢异同也。盖《谷梁》失之随，而宁或失之不随。呜呼，学之难也如此哉！《左氏》之失专而纵，《公羊》之失杂而拘，《谷梁》司典刑而不纵，崇信义而不拘，有意乎蹈道而知变通矣，不免失之随也。奈何宁所论三《传》之失，殆斥其辞而云然，予则专本诸经矣。亡友六合崔伯直则曰《左氏》失之浅，《公羊》失之险，《谷梁》失之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