熙宁初，神宗皇帝既以经术迪天下士，遂命学校之在大邦者皆设官教授，且自京东、西、河南、北、陕西五路始。颍昌实京西一都会，于是设官又先于五路。初委国子监推择以闻，又召其所当试者试于礼部，又诏侍从而上各举其所知，又朝廷自拔用其可者，二十年间，无虑四变。诸州或以此阙员不补，独颍昌未尝无人。仆秩满且去，客见属曰：「榱楹一新，简策并集，学者进德肃如也，頖宫制度备矣。子继其后，盍追载前人之名氏，使久而不忘乎？自唐之殿最不行，而教授于群吏中号为无责，刺史莫之问，监司莫之顾。不幸官非其实，则偷岁月如传舍，视生徒如路人。甚者忘其布衣之时，而己所不欲，一以施焉。士亦失其所习，以其靖恭笃实之姿，荡为轻薄子者有矣。凡厥父兄，至以学校为不可游处。噫，是果无责也，非邪？异日必有按子之所载以指而议者，曰『某人如此，可以为法』，曰『某人如此，可以为戒』。日月逝矣，其得失是非炳炳耳目中，犹足以动来者之心，其为之毋忽」。仆竦然对曰：「若仆者，所谓可以为戒者也，然不敢巧自盖藏，以坠前人之美。有来者焉，傥因仆言以反诸其身，务称国家所以作人之意，则学者受赐多矣，尚庶几以此自赎于清议云」。元祐七年七月初一日，晋陵邹某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