愚尝谓国家之兴亡天也，非人所能为也，一归于人不可也。虽然，因是人之言而兴，则是人之功也；因是人之言而亡，则是人之罪也，一归于天不可也。考诸两汉之兴亡，则断可知矣。何也？夫西汉之兴，始于韩信之一言；其亡也，始于张禹之一言。然而西汉之兴亡，亦非二人者能为之也。东汉之兴，始于邳彤之一言；其亡也，始于胡广之一言。然而东汉之兴亡，亦非二人者能为之也。请舍其说而备言之。夫汉兴之初，刘、项雌雄之未判，高祖犹豫而未决，得韩信一言，遂任武勇，封功臣，决策东向，传檄而天下定矣。世祖方得二郡之助，而众兵未合。议者欲因二郡之众，建策入关。向使从其言，是委成业而临不测，汉之为汉未可知也。邳彤廷争，光武一悟，而大功立矣。夫二京之兴，是二人之力也。孝成之世，日食地震，灾异荐臻，吏民上书，皆言王氏之盛。张禹以国之元老，天子犹豫，躬万乘而下问焉。禹乃私己畏祸，不斥言其弊，反引春秋之事以为诡说。王氏既固，而汉祚之基绝于此矣。质帝之没，建立之权系于大臣。胡广以国之旧臣，朝廷倚重，不从李固之忠言，而茍合梁冀之邪谋，昏主立而汉室衰矣。二京之亡，此二人者实任其责也。故曰由是人之言而兴，则是人之功也；由是人之言而亡，则是人之罪也，一归于天者非也。然而两汉之兴亡，虽因是四人者，而求其所以兴亡，盖亦久矣。周之于穆不已，诗人以为天之命。夏禹之立启，孟子以为天与之。则夫社稷之兴亡，岂一人之力哉！且以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智者用其谋，勇者用其力，人人皆以为可立取也。陈、项之锋，锐不可婴。高祖非有祖宗积累之休、德泽施于民之久也，然而奋衣提剑，七年而成帝业。成功之速，抑何由而致之哉！新室之乱，盗贼强梗，群聚山谷，磨牙摇毒，以相噬螫。世祖之兴，语其才，非若高祖之英雄也；语其谋，非若高祖之洪远也。然而奋臂一呼，四方响应，昆阳之役，一举而天下为汉，宜阳之师，不战而赤眉束手者，此岂一人之力哉！及其衰也，西京自成帝，而东京自桓、灵之后，庸君继出，礼乐政教不足以维持国家，恩惠德泽不足以浃洽生灵。委政外家，权臣擅命，因缘积习，以底于亡。其间略无一君聪明睿断，为之扶衰振朽，此又岂人之所能为哉！故曰国家之兴亡天也，非人之所为也，一归于人不可也。虽然，人臣之言不可不慎也。两汉之兴，后世必归其功于韩信、邳彤。故读其史，则有深嘉而屡叹者矣。两汉之亡，后世必归罪于张禹、胡广。故读其史，则有愤懑而谩骂者矣。皆不可逃于后世也。呜呼！人臣之言，不可不慎如此。昔唐高宗之世，帏房易夺，大臣不从。李绩以老臣辅少主，天子委诚取决。绩乃畏祸，从而道之。武氏奋而唐之宗族戕灭殆尽，国祚几绝，议者以几于一言丧邦。此张禹、胡广之类哉。然而国家之有是事也，是人也，亦天之为也。故学者读其史而泥其迹，亦何异于指釜为鱼哉。愚所以推其意而并以献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