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子之事君，尽心焉耳矣。言而不心则近谀，貌而不心则近佞，谀且佞，君子不为也。故尽吾心之所可欲者以事君，则凡所谓善者，无不陈也；尽吾心之所欲去者以事君，则凡所谓邪者，无不闭也。陈善闭邪，此人臣之所自尽者，得不谓之敬乎？窃尝谓人臣之立乎本朝者，岂皆出乎爱君之诚也哉！贪夫爵，慕夫禄。其未得之也，则谀言柔色以入之，其既得之也，则又谀言柔色以守之。不为是者，或以财利说其富国，或以勇力说其彊兵。不为是者，则为盘乐奢泰说其乐逸。是三者，君以为忠，臣以为贼者也。彼其心岂不知好利足以虐民，好兵足以害国，而盘乐奢泰之不足以保其社稷也？特其心不出乎爱君之诚，是以若此，然而不敬莫大乎是。嗟乎，孟子之时，兹弊甚矣，天下之士亦孰知有爱君之道哉！盖其献言于君者，不过曰：「我能为君辟土地，充府库」而已。又曰：「我善为战，我善为阵」而已。当时之君不知其非，且从而尊之曰：「此良臣也」。而孟子者，乃明其说之不可，独区区以仁义为说。彼好勇也，我以文、武言之；彼好货也，我以公刘言之；彼好色也，我以太王言之。是皆所以引其君以当道而格其心之非，则其敬君为何如哉！彼景子者，方且以不朝王为言，是乌知孟子之所以敬其君者，不在于声音笑貌之间，而在于中心之诚。故曰：「齐人莫如我敬王也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