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之治见于「泮宫」之颂，郑之乱见于「子衿」之刺。观其一治一乱，莫不本于学，故虽三代之盛，亦以学为先。是以圣王之兴，一道德，同风俗，使天下无遗材之叹，而朝廷有多士之称，盖本乎此。由是言之，则学之不可已也久矣。然在古论士莫详于周，故士有宾兴献贡之法，师有教养之备，以智仁圣义、忠和孝友、睦姻任恤、礼乐射御书数，既有以成其德，又有以成其艺。然后乡老论秀，升之于王，而王受之以辅世，此所以能成天下之治也。周衰，上无好治之君，以学为不切于世务，故废于乡党，而庠序之教不行。天下之民失其性而不能归厚，异其行而不能归一，淫词以之作，邪说以之行，道德性命之理不明，一偏之技、一曲之学得惑于众，而学者不知所宗，此乱之由兴也。至于秦，则焚毁儒书几尽。汉、唐之间，虽有愿治之主，然不能复周之盛也。我宋之兴，太宗时谨庠序之教，申以孝弟之义，已行之素矣。熙宁、元丰间，仁宗皇帝锐于有为，立三舍法，自京师达之郡邑，命师儒兴学校，以经义取士，学者有所宗，故文物为之备，号为极盛，虽三代之隆，弗能加焉。然科举三年一取士，而宾兴献贡之法议而未行。哲宗皇帝嗣位之日，有意续绍，然行之而未详焉。今主上以聪明睿智之资，加以至诚不倦之心，继厥志，述厥事，于是诏天下郡县兴庠序以养人材，讲成周宾兴论秀之法，岂惟州郡有学，然自大县、中县、小县皆有其额，择官以乐育之，又命监司提督之，可谓行之而详也。尝闻古之士也，仕而后有禄；今在下之士，未仕而以饮食赡之，以俸禄给之，优游以教养，坐待其贡，而上副国家之选：此前古未之有也。士于此时，亦可谓千载一时之盛矣，为守令者敢不竭力以奉行？且深泽小邑，三十而税一，民不劳而已足，盖飨朝廷之美法，而愿安承教者乐于趋赴也。克敬叨宰是邑，欣逢盛事，躬率工役，不日成之。诸生以告，义不可辞，于是乎喜而书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