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闻伊川先生有绪言曰：「三王之法，各是一王之法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。圣人以谓三王不可复回，且虑后世圣王之不作也，故作此一书以遗惠后人，使后之作者不必德若汤武，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」。大略如此，《春秋》诚百王之通法邪？先儒之说《春秋》不然，先儒纷纷不足道。孟子于圣门盖得其传者也，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」。又曰：「《春秋》其事则桓、文，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」。此孟子之说《春秋》者也，然未尝以《春秋》为百王之通法也，伊川何从而得之哉？已而反求诸其心，不立一毫，不失不旷，一以其言徵之，豁若梦觉，曰：《春秋》之为《春秋》也尚矣，乃今知之。自周室板荡，宣王拨乱反正，其《诗》美之，小有《吉日》、《鸿雁》，大有《崧高》、《蒸民》，不幸继以幽王，而骊山之祸作焉。然而文武之泽未殄也，故平王东迁，人犹望其复兴也。及其久也，政益衰，法益坏，《黍离》变为国风，陵迟极矣。方是时也，去文王已五百馀岁矣。冠屦颠倒，夷狄乱华，天生圣人，又不见用。《春秋》于此时，傥不复作，天下不胥为夷狄禽兽者，吾不敢信也。故夫子因鲁史一十二公，始隐终麟，以二百四十年之事，创为一代之典，善善而恶恶，是是而非非，宽不慢，猛不残，文不华，实不陋，久而弥光，可以垂后世，传无穷，真后王之懿范也。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，其此书之谓乎！或者曰：「《春秋》其事则桓、文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其信然乎」？曰：《春秋》自隐公以来，征伐四出，盟会纷然，迨庄历僖，楚人大为中国患。于时尊天子，攘夷狄，使天下不遂左衽者，桓文二公之力也。故伐楚之役，齐桓称爵；城濮之战，文公以霸。自后世言之，二公之功烈莫盛焉；自三王之时言之，不免为罪也。首止之会、河阳之狩是也。夫子因其事而辞之，以明王道，故曰《春秋》其事则桓、文。古之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，中国为一人者，非有甚高难行之行、卓异之术也，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，而天下治矣。《书》曰：「天叙有典，敕我五典五惇哉！天秩有礼，自我五礼有庸哉」！盖典也礼也，皆天也。尧舜之治天下，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间，而礼以文之者也。故《春秋》诛一世子止，而天下之为人子者莫敢不孝；戮一大夫盾，而天下之为人臣者莫敢不忠。故曰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孟氏之言，抑有由也。或曰：「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赞《易》道，三王之道，尽于此矣，而又作《春秋》，何也」？曰：五经论其理，《春秋》见之行事，《春秋》圣人之用也。龟山尝语人曰：「《春秋》其事之终欤」！学者先明五经，然后学《春秋》，则其用利矣，亦以此也。久矣哉，春秋之掩于传注也！犹鉴掩于尘，不有人焉，刮垢磨光以还其明，则是后之学者将终不睹圣人之心，天下生灵将终不见三代之治，而夫子生平之志将终不行。理必无是也，此伊川之所以有《春秋传》也。近世说《春秋》者多矣。政和岁在丁酉，余从龟山先生于毗陵，授学经年，尽裒得其书以归，惟《春秋传》未之获睹也。宣和之初，自辇下趋郏鄏，门人尹焞出以授予。退而考，合于经，验之以心，而参之以古今之学，盖其所得者十五六。于《春秋》大义，譬如日月经天，河海带地，莫不昭然。微词妙旨，譬如玑衡之察，时有所见。用是掇其至当者，作《指归》。又因前人纂集之功，分别条章，裁成义例者，作《释例》。未知中否？要须雍容自尽于燕閒静一之中，迟之以岁月，积之以力久，优而游之，使自求之，餍而饫之，使自趋之，则于《春秋》之学，其庶几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