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顿首：去岁卧疾西峰，得王君书，持《春秋》诸说来质，第云宜春先生之学而不详著所自。伏而读之，盖左氏学也。某因为一道三《传》不可偏废、亦难尽遵之意，以应塞王君问。不谓足下近在邻壤，固陋之说遂达听闻，惠然遣信遗以玉音。退省前书，辞不逊避，惕然汗颜，愧德度之有容，重古道而乐异闻，复谆诲之卷卷未悉也，幸甚幸甚。某患近世《春秋》之家辩而不议，己则未有一得而先已薄索前贤之失，而务攻陷之，党同伐异，聚讼交谇，使经益紊，故著《春秋集传疏》，观古今可者载之，其不可者不载而已，未始敢有诋訾，所以尊前修之大业而熄后学之争端也。顷惧王学独守隅方，故不得已有所论刺，然说经而至于辩，斯已过矣。左氏盖有大功于《春秋》，学者蒙泽焉，不当振暴其失。《诗》曰：「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」。今足下为左氏说，如文公纳币之事，宜因其所已言而补其所未言者斯可矣。若必谓《传》有微旨，言礼所以讥文公之非礼，言孝所以刺文公之不孝，则恐方来攻之者众，非所以尊左氏也，是以大义曲其故为作意者。然而名实一离，且使后之学者指其所谓礼者更为非礼，而所谓非礼者复以为礼，纷然无正而经、《传》败矣，虽为作意何益？昔人著书盖各有体，左氏之书品藻万汇，如春风之被草木，英华并发，殆无遗蕴，若乃隐约而眇其指，非左氏体也。微辞讳恶，《春秋》之法，不得以言左氏《左传》之错综诸史，考合殊散，䌷绎深博。以春秋列国数百年萃于一人，则于潜心微言岂能无所不尽，故其为《国语》也，或与《内传》错，则其于经按文公礼娶于三年之外而忘其纳币之非礼，不足怪也。无以救正其阙，则将使世居丧图婚而娶于三年之外，斯以为礼者矣。《春秋》别嫌明微者也，以公纳币为哀心已亡，是以书而出之，讥因丧娶，说者要当推经本指而务著明之；至于娶元妃奉粢盛，使左氏而不言，亦孰以为非礼？若曰善，其以卿纳币而书，是放饭流歠而问无齿，决也非经本指，学者要在通经。今足下之于经意得矣，《传》亦何必多辩？然使《传》必与经合，事皆曲为之说，则《传》将反为经累，是以言之不可不尽。宣公丧娶罪恶已明，妇姜若不去氏，则嫌于齐国无讥，是以明微焉。夫非道义，一介不可与人，齐嫁其女，岂特一介之轻乎，而见其悖礼如是而与之也，《传》曰：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」。律以刑民，故宽无丧者免之以省罪诛。《春秋》谨礼以正国体，不得以律此，凡经一事而再见卒名者甚众，恐难以尊夫人道，《公羊》是也。谓宋伯姬为不足褒，恐与经戾，此甚不可。妇道贵正，伯姬以正死礼，临大难而不变，此为人所不能为者。孔子得之，盖褒嘉之不已而极其哀荣，以为天下万世妇道之表，是文王之风、周公之泽也，恶可以少贬也哉！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内女嫁者何可胜数，而纳币、来媵、致女皆从伯姬得书者，以伯姬重也。昔者召公之所茇舍税驾休憩之地，则南国不忍剪伐其木，此好贤之诚、崇德之义也。孔子即鲁史而修经，其于伯姬之归礼之大者，皆存著而弗刊，使人视履之终而考祥之始，书之重，辞之复，以谓不如是不足以彰其懿铄而极哀荣也。《春秋》褒贬若此者，众顾第弗深考。足下务求贯于沦胥之间，必将有以知之矣。同姓之国求媵则可，异姓之国求媵则不可，此于礼意何说？故啖氏以谓邾、莒嫁女，安得曹氏、己氏之国而求媵之，此善攻也。然辩至于此，恐伤嘉厚，某于此等但不战诸《传》而已，此书勿传可也。《集传》副本顷借岳阳张倅，会其有故罢官，未知携之安归，以来信不可徒返，故录后引附此，庶几概见区区所以作书之意。又有所著《论语》、《法言训故》，比已为人传刻，计未经览，故并以往。丧乱未定，斯文委地，遁迹穷山，无与言者，忽奉足下书疏，如闻威凤之锵鸣朝阳也，欣然不觉报音之已繁。足下取其是而讲去其非，则某之受获厚矣。不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