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地否，风雷能鼓其化则亨；大道塞，圣哲能扶其教则通。夫扶教之难，古今所以艰其人。艰其人者谓何？以其特立独行于乱世也。故吾于孟轲氏得之矣。方时战国汹汹，四方诸侯皆务以彊国足兵为尚，机权诈谋日炽以竞，杨墨邪说复惑于时。因慨然虑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之道一旦而扫荡，是使天下诈慝贪薄而不反矣。遂聘诸邦，意以斯教变斯民。而梁惠、齐宣、滕文之君不图于霸治，则必以绝物利己为问者甚众，犹顺谕诱导，广之以仁义，引之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及《春秋》之义者，何哉？斯汲汲欲引以当道，遽致其志也。噫！时君莫我悟，邪说充塞，万章、公孙之徒记其历游问答、洎閒居质疑之言，以为矩训，其言垂于后久矣。服业者靡不覃精研思以究其道，至于大《易》之奥，舍而不言，斯其旨有渊蕴欤？夫《易》之道，微隐精密，与天地并也。天地运化而无声，万物由之而生；大《易》斡用而无形，庶事由之而成。历之三圣而始光显其旨，岂非以道隐而义秘哉？故孟氏不言者，以谓彼时诸国之君昏昧蔽惑，尚不能晓治国之术，以至譬物指事，力与言仁义之道，察察如鉴，犹不能略辨其说，况与谈斯义欤？吾所以惟适变近情以措术，欲辅成其教，而于《易》不言者，为其弗能达其本而明是非也。凡人性焉而修之，行焉而笃之，动静云为，不须臾而离于道者，皆《易》也，故《易》曰：「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」。吁！以轲之大贤率性如是，笃行如是，而辅教立言不舍仁义，而弗谈《易》也，岂不能明之欤？况《易》者道之本也，仁义者道之用也。能知其用，则是达其本，而不述其文，又何累哉？盖默而行之内，所以存己之难也；言而发之外，所以示人之易也。万变而一贯，岂其惑欤？故作《述学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