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适时之用，所以异者，有教化万变之殊，而趋乎一致矣。当尧舜之时，大道之行，于天下为公，厥民之性淳朴而质，得其施而自足，争利欲之心不萌矣，是之谓大同。然孔子言「尧舜其犹病诸」者，非谓至圣之性淳民之时而不能行，盖以患后世之变、民欲之繁，行施之道鲜矣，亦以激后之人君戮力而为也。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或得之厚，或行之薄，是为治之难矣，故孟子曰：「尧舜性之，三王身之」。且圣人之性一也，岂有异乎？盖时与民之殊也。二帝之世，民性渐漓，故躬亲而行，尚有厚薄之异也。然性之既汩，欲之既繁，是以节民欲而急时用者，莫若礼焉。礼之为教，则于家于国，岂斯须而去哉！寔谓体别于外而有所节矣。故曰「礼义以为纪，诚急于用」也。夫形于用，非为之制度，孰将节于外哉？是以三代之际，或损或益，皆以欧民欲而防其侈也。民欲愈纵，则广断之用、隆刑之为，以剔其彊梗。贪纵者因刑而后革，则以政而正焉。洎周室衰，礼失刑滥，政亡不复，上乱其纪，下绝其纽，君臣僭偪，无所别焉，以至乎灭天常、乱天伦，咸有焉。故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凡国事之善恶、家治之得失，圣师则从礼经而褒贬之，诚谓礼节于外，尚不能遵而行，况语之仁乎？下及后世，虽变革不一，惟汉与唐有济民救时之治，随世上下而更为制度也。然而或损或益，厥仪无所定，朝兴而夕革之者众矣。孰可复礼之本欤？孰可语仁之道欤？或曰：「子之谓礼本不可复，是教人多诈乎？仁道不可复，是教君不施乎」？答曰：礼本之所复，在乎饮食约而不丰，居处俭而不隆。宾𠣞节其所费，则思敛民之难；嘉吉省其所用，则思取民之不易。至于释老之宫足以损其华，民庶之居足以去其僭。为之防使严而不踰，为之法使威而不犯，则臣无僭逼，其制中而自守也。民无得触踰其法，和而自安也，和顺之理得不格哉，其本可渐而致矣。本既可致，则和声无所不兴。然而导和声以一天下者，故乐从而兴也，岂不可复哉？仁道可以复者，虽大道之世与今无异矣。亦在乎薄租赋、平邦税、均力役、省赏罚。设兵备，无使患至而斗民；禁异货，无使费重而加赋。异货禁，则民奢息而羡财；赋敛薄，则费用足而家给。斯亦兴仁之渐也，非所谓一惠一宥之谓矣。其道亦可因而致也。故曰：仁至乎施，无节于外，为功也远矣。礼至乎体，有制于外，为功也速矣。君人者能谨而行诸，则斯得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