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谓逆臣刘豫藉黠虏之兵，驱胁从之众，自以为功在漏刻。逆天不祥，叛国不义，虽不烦干戈，鬼神雷霆犹得诛之，而况陛下神武，亲御戎辂以作王旅之气，献馘受俘，月馀三捷，凶徒败北，奉头鼠窜，可谓策贵庙堂，功高帷幄，无复遗虑矣。陛下降诏，遵祖宗故事，以四大议博询旧弼之臣。臣窃仰陛下明目达聪，比德虞舜，好谋能听，同符汉高，臣虽固陋，不足以与大计，然荷陛下深恩，虽身在外，日夜惟念国家利害至熟也，其敢敛默以辜明问！臣不识比日寇淮并江之虏，其亦合从诸国，如靖康元年再犯东都之师乎？悉起精锐，如建炎三年再犯维扬之师乎？无乃虏情不及于用兵，徇逆豫之请，姑遣偏师以侥倖万一也。其合从诸国，悉起精锐，如建炎三年以前之大举，则今者盛气而来，禠魄而去，非其兵力衰堕，则虏中必有大变。豫虽欲恃虏久安，虏且不足恃。方其退遁之时，当遣精兵分道追蹑，俟虏远去，度其已疲，不能还救，则亟进擒豫，尽俘其雏孽党类，中原之人，必洒然自归矣。臣以为计策若当出于贼虏初退，陛下必已断而行之，岂复俟于数千里之外！若曰虏徇逆豫为国之请，姑遣偏师以侥倖万一，则近日之事可知也。臣常策逆豫伪为国家，求成于虏，其谋有三。方国家建议遣大臣，豫欲藉虏制和以款我师，其谋一也。虏若不与国家接，则其忿几息矣，而受之安然，非豫之利也。故欲使二国通使而和成，则豫偷安其间，和不成，则豫乃得奋其诈，怵虏用兵，名曰合交，实欲激怒之也。虏虽为豫怒，非其真情，故不汲汲于用兵。而其来者非全兵，然不如所欲而去，则必图再来，再举必大发兵，则战守之计诚如明诏，不可缓也。臣尝深思，为今之计已烂熟，不足为而甚有新意者，屯田是也。江之南岸并江之民甚少，旷土甚多，皆可措为屯田。沿江大将各见分地而分屯，而其军士旧尝为农者十计五六，择其非甚精锐可为田者使各受地，凡为田者聚屯于所屯之旁，有形势之地，农隙则各教以所习之技，岁成则多分以所种之麦禾，至于刍藁薪蒸之用，鸡豚狗彘之养，家择荒地给之。如此，则士之不预选为田者，亦皆望耒耜而兴起矣。军士所田必不能尽遍长江之南岸，则募江北流徙之人给之，又有馀则募江南无业愿迁之人给之，其分给部勒训习皆如军士之法。然屯田之始，必有耕牛农具谷种营屯之费，不惮以图久长之利者，国家所当急务也。凡置营田，皆占形势之地，则应江上之势可备禦处，遂皆因田以成营屯。于众屯之中，择其甚要害处，又加以重兵为大寨，一年之后，大寨之粮食可稍取于屯田之谷，则漕运之费省，大寨之军，止则可以保江而固守，出则可以度江而攻讨。屯田之事，常为根本，则备禦之计成。昔人有曰：「自西陵以至江都，五千七百里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」。其言诚有理。然今与古异，虏人用兵非有古人按节钤制之理，不择可否，视利辄进，如间者泛海之师覆亡相继，计犹不悔，则不止险要必争之地为可守也，凡沿江之地皆当守。今若大江南岸营屯相望，传烽数号千里不绝，则敌人之情畏矣。江北士民流离失职，江南士民多忌且恶之，若无所容者，今若使得耕并江之田，是生死而肉骨也。荷戴深恩，民力之馀，将出死卫生，以备捍禦，则绥怀之略成矣。津岸有可绝江处，当预设险固，使不得渡；浦溆有可泊舟处，当素备舟师，使不得入。险固非一日可设也，舟师非一日可习也，因屯兵使为之，日积有功，贼至可战则战，战守之道尽矣。臣谓此策非止为保固守禦之计，至复中原区宇，抚定四夷，皆由此为之，是贵谋贱战万全之道也。虽然，有一于此。臣向者叨侍帷幄，日闻天语，退而考诸行事，知陛下爱民之意，至优厚也，至诚悫也。间者兵兴，有司或不得已为一切弊政，预买借税之类，期限颇急，事少定矣，当有以休息之。献言者于谋国多为目前之务，而不计利害之实，万一过听而尽行之，民力不胜其任，背于陛下平日之圣意，甚至使民未喻而怨咨者，非细事也。逆豫固非陛下敌也，豫专为虐，陛下专为德，使安静之化刑于四海，宽厚之气袭于殊俗，则胁从之众皆慕之，以为君心愈坚决矣。臣谓攻战备禦、措置绥怀，惟是为本，陛下虽圣心得之，愿加察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