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政者，人主宰臣之事，而必先明其所职，然后政可立也。选择忠贤以为辅相，委任不疑者，人主之职；荐进人材布列中外，赏罚不私者，宰臣之职。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，任房乔、杜如晦为宰相矣，又敕尚书细务，并属左右丞，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，随才任使，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。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，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，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。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其能致民无冤可知。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，而政有不立乎？陛下即位于今六年，念宰相不可数非其人也，而特有选任置诸左右，可谓得人主之职矣。然而政事未立者，窃恐责宰相以其职，异于太宗之不以吏事劳之也。宰相之所以自任，未若陈献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职也。昨者虽并东西二省，而宰臣依旧受接词诉，判决狱讼，终日营营，弊精力于簿书之末，而进退人材，布列中外，赏功罚罪，或有未加察焉，则失其职矣，政何由立乎？夫审于音者聋于官，明于小者暗于大，天地之有四时，百官之有六职，天下万事尽备于此。愿陛下特降指挥，自今以往，宜令庶事并决于六曹，仍命六曹官长皆得专达，并如元祐大臣所请，自非事关大体，更不咨白，则宰相之事简矣。然专责以慎柬六部长官及其贰，以举中台之职，则又专责以慎柬诸路帅臣及部使者，以举外台之职，则又专责以慎柬诸郡守臣及上县令宰，以举郡邑之职，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。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为有政，仲尼曰：「其事也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」。夫诸侯之国，大夫与政而陪臣与事，为天下者，其可不使宰臣与政而侍从治事乎？惟陛下明诏宰臣，各行其职，则政之大经立矣。

三纲，军国政事之本，人道所由立也。三纲正则基于治以兴，三纲沦则习于乱以亡。按《春秋》华督有不赦之恶，鲁、郑、齐、陈同会于稷，以成其乱，受赂而归，而天子不讨，方伯不征，咸自以为利也。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。未几，陈有五父之乱，齐有无知之乱，郑有祭仲子、突亹仪之乱，鲁有叔牙、庆父、般闵之乱，数十年间，四国舛逆，几至丧亡，则以昧于履霜坚冰之戒，不能辨之于早也。《春秋》备书于策，明三纲之重，为后世鉴，深切著明矣。昨者边尘犯阙，邀请二圣，而立张邦昌僭窃名号，援引契丹立晋事迹用为證例，分遣使人宣谕诸路，直下赦令，倍行恩赏，原其用心，与华督动于恶无异。陛下嗣膺宝历，特施宽典，未正其罪，奉行天讨，与众弃之，置在远郡，赐死于隐，而不尸诸市朝，已失刑矣。及敌骑南骛，銮舆渡江，黄潜善及其党悉皆震恐，事穷计迫，无所从出，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，而迫之至死，遂以致寇，欲解其迷国误朝之罪，至其宗族，皆命以官，是训诱乱臣贼子之心，使利于为恶，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者也。故不踰旬月，苗傅、刘正彦敢有无将之心，陛下既正典刑，顺承天意，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涤者，敢肆奸言，无所忌惮，故比日诸方群盗所在焚劫，至有官吏入其队中，肯为之用。末流至此，可不戒乎？伏望特降指挥，昨在围城，有职当守禦，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，忘庙社之危者；有草表章上及君父，取媚敌人，受其妇女者；有起自閒散，特仕伪朝、长其谏省者；有于苗、刘自肆，并建节旄，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；及昨来乞用邦昌、苗傅、正彦之党者。审其轻重，不过此数人，依法施之，以正人心，息邪说，则三纲不沦，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