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事纪纲莫大于赏罚，赏罚福威必当于功罪，功罪善恶必审于毁誉，毁誉是非必要于真伪。故直言不闻，毁誉乱真，康澄以为可畏甚于三辰失行、水旱虫蝗之变也，可不核实乎？陛下昨降赦书，推尊仁宗盛德大业，应举行法度，并欲上遵嘉祐，德意甚美。臣尝考其大要，特在于直言数闻、毁誉核实而已。丁谓以奸邪为宰相矣，雷允恭传达外议擅权矣，黄德和以监军诬奏边将矣，或斥或诛，或投诸四裔，而狱情审克，卒无冤滥，是毁誉不得乱真而邪说息也。寇准以忠正遭远贬矣，范仲淹以危言屡获罪矣，欧阳脩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矣，或辨明诬枉，或擢升侍从，或遂迁执政，是毁誉不得乱真而直道行也。邪说息，直道行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，善类有所恃而不恐，其致至和、嘉祐之治以此。陛下自初即位，思建中兴，而将相大臣黄潜善、汪伯彦等不能奉令承教，乃广引废忠毁信、靖谮庸回、服谗蒐慝之党，变乱名实，颠倒是非，以上惑朝听。贬马伸于关市，出许翰、杨时于閒散，如孙觌、刘观、郑瑴辈流并居迩列，维扬奔溃，无所归咎，恐陛下讨其误国之罪也，复指结余堵杀邦昌为致寇之由，特下赦音，元恶大憝皆得原涤，而李纲独不与焉，此虽假借朝廷诏令行之，安能掩天下之公论乎？颠倒是非，变乱名实，莫斯为甚矣。及范宗尹当轴，又欲汲引失节鄙夫如李擢等，以盖其北面伪楚之恶。是非邪正，出于人心，如辨白黑，焉可诬也？其为计不忠亦甚矣。陛下好恶无私，克遵王道，上追仁宗审覈之政，毁誉必要其真，赏罚必当其实，使邪说不作，直道得行，其继嘉祐、至和之治，亦何远之有？夫邪正是非，莫易辨于今日，惟陛下断在必行，以扶正论，实天下之幸。

凡核实者必自大臣与台谏始。大臣定功罪、施赏罚于上，台谏论功罪、主毁誉于下，不可不先核也。仁宗即位，信王曾之正，任吕夷简之才，终以富弼、韩琦为宰相，而余靖、蔡襄、贾黯、吕诲等迭居台谏，此真伪所由核也。陛下嗣承宝历，渡江以前所用三相，而言者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，谓人臣有一于此，必伏斧锧而远窜之于鲸波南海之表，人皆以为郑瑴。盖纲以建炎二年冬十有一月朔日远贬，而瑴以是日峻迁，故知为此言者必瑴也。然谓纲大兴诬谤，干誉庸俗，言己去朝，暴乱斯起，欲平定之，舍我其谁，传呼宰相，响震山谷，讽谕群小，令上封章，翱翔道途，以俟诏命，凡此等语，验于奏议则无据，按于施为则无迹，特以撰造文致之语，倾陷大臣，为不可贷之罪。而当时遂信行之，又以美官激励之，是赏劝谗谄之人，欲其毁誉乱真而不核也。若言潜善、伯彦措置乖方，人皆以为马伸。盖伸自言官黜为监当，而其言则有状矣。不慎命令则以下还都之诏也，广布私恩，则以复祠宫教官之阙也。黜陟不公，则以罢卫肤敏，而用孙觌不祥之人也。杜塞言路，则以贬吴给、张訚、邵成章也。妨功害能，则以沮宗泽与许景衡也。私收军情，则以各置亲兵千人，请给独优厚也。同恶相济，则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。凡举一事，必立一證，皆众所共知，亦众所共见，不敢以无为有，亦不敢以是为非，而当时不信其言而罢之，反以为言事不实而重责之，是罚沮忠谠捐躯为国之人，恶其毁誉之核实而不乱也。邪说何由息，公道何由行乎？今瑴虽已死，恤典哀荣，礼意隆厚，公论不允。伸既远贬，虽有诏命，不闻来期，君子闵焉。比虽贲以龙阁，未尽褒劝之礼。按《春秋》之法，治奸恶者不以存没，必施其身，所以惩恶；奖忠善者及其子孙，远而不泯，所以劝善。伏望圣慈特留聪听，按此二人情状，追正刑赏，奉承天意，使天下知惩劝之方，以息邪说，开公道，则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，将复见于今日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