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，臣今月十八日戌时，准尚书省递，伏蒙圣恩赐臣诏书一道，以虏人初退，陛下深怀善后之计，俯以攻战之利、守备之宜、措置之方、绥怀之略，特加访逮。臣材质朽钝，识虑褊浅，不足上裨大议。然念顷岁擢自闲废，骤承圣知，度越稠人，滥闻政事。虽奇穷闇拙，奉事清光之日无几，而眷遇识拔，天地生成之赐实与众异，铭镂肺腑，久未知报，日夕愧负，若无所容。比者逆臣刘豫敢挟黠虏，称兵内侮，犬马之诚，虽不胜忠愤，而职在散地，朝廷成算，非所预知，是以不敢犯分妄言。姑因职守所当行，窃献其末议。今贼众败亡，王威始震。陛下天纵神武，坐制彊敌之馀，尚怀谦慎，博询群议，不遗疏远，曲记孤愚。此见陛下战胜而不矜，功成而不有，舍己从人，至诚乐与之意，必将上追尧舜文武之用心，以还祖宗之盛。于此不言，臣罪大矣，敢殚竭底蕴，试效万一，惟陛下垂惠采择。臣闻《洪范》言人君三德，曰正直、曰刚、曰柔。天下之变无穷，古之帝王御之不过有二：苟非平康之世，彊弗友则克之以刚，燮友则克之以柔而已。自陛下即位及今，虏凡三入寇。其始冲突至于维扬，临江而不敢渡。明年渡江至于钱塘、四明，归而立刘豫。今遂与豫合谋，并兵长驱并至。方其临江不敢渡，盖不能无畏于我；弃而不守，故明年复为南渡之计，然犹未敢有意中原。贼归之后，我不即抚定，置而不问者累月，故始萌其奸计，取而与豫。我复委而不与之争，遽别为此疆尔界，视豫真若吾邻，迁延顾避，入寇者不得击，归顺者不敢纳。豫骄于上，民绝于下，所以偃然自谓得志，无复忌惮，阴导犬羊，以图侥倖。我愈退，贼愈进，我愈怯，贼愈彊，此其故何哉？殆吾谋臣失计，而一于用柔者胜也。向使维扬之后有以御之，固无钱塘、四明之役；钱塘、四明之后有以御之，固无今日之役。今幸赖陛下睿明英武，赫然独断，出贼不意，决策亲征，是以凶焰首摧，狼狈失措，旷日持久，卒至于遁。历岁之失，一朝正之，天下孰不鼓舞感悦？豫计已穷，虏气已慑，此乃陛下宏济艰难，反于用刚之时，不可不乘此遂定兴王之业。臣前尝妄谓克复大统，平定中原，当自此始者，诚有待于是。然为之当有其序。盖有进讨之策，有招纳之策。数路并进，一举而荡平之，此进讨之策也；广敷德意，以次而怀徕之，此招纳之策也。进讨而不及招纳，招纳而不及进讨，皆未免有偏胜。何者？进讨之策，非兵彊将选，财丰食足，未可遽动。招纳之策，苟因人心，无不可为。数年之间，欲以郡归，有如海州者，欲以县归，有如宿迁者，举众内附，少者数百人，多者数千人，亦无时而无。陛下察此人心，岂尝一日忘本朝乎？果吾进讨之具无不兼备，举而用之，固不为难；若犹未也，则先招纳，后进讨，自不失其序。臣请言之。臣往年待罪江东，得豫情实最详。豫阘冗凡材，年踰七十，其子璘狂悖惨刻，尤不为其下所伏。自行什一法重歛于民，外以奉虏，岁几三百馀万；又远事关中，疲竭内地。民困贪暴，痛入骨髓，日夜引领以望王师之至。其告于吾人者，或曰「天兵速来，过今年则人心慢」，或曰「我非顺番，但能以大兵主张得我，我无不归」。此言人所共闻也。今虏复以十馀万众，屯聚几百日，数路骚然，彊者签为签军，弱者聚而转饷，调度百色，必非豫能素办，皆当尽出诛求。荷戈带甲，三冬暴露，非特民怨，兵且怨矣；非特豫困，虏且困矣。若陛下以天地大德，涵覆无外，尽洗从伪之民而一新之，许其来归，孰敢不从？待其昏迷不恭，尚怀顾望，则临之以兵，孰敢不服？臣愿陛下与大臣熟议，定此二者。先下哀痛之诏，开喻伪境，历叙日者不即抚定之意，深自引咎，若曰非民忘我，我自失之，原其沦陷，出不得已。使廓然皆知陛下待之与豫父子者异，则立为赏格以募之，以州降者授以州，以县降者授以县，挺身或举众来归者，处之皆勿失其所。命边吏多募信实之人深入传告，或说客辩士因其人而动之，必有相继送款如海州、宿迁者，此吾不血刃而坐复境土之道也。益戒有司训练将士，储积粮饷。若秋冬之间，虏与豫复至，不过进则攻战，退则守备而已，前日已事之验，固自可见。若虏与豫不至，而吾民犹有畏虏不即听者，则待吾进讨之具备，申饬诸路，约日齐举而深入之，彼孰肯终舍顺从逆、舍宽从虐哉？豫孤身独立，众散亲离，少假岁月，非我擒豫，则豫必弃而奔虏，或吾民有图豫而献者，此必至之势也。二议既行，陛下诏臣四事自存乎其间。所谓攻战之利者，见可攻而攻，见可战而战，不可预言。但纪律修明，士气奋张，将帅乐于为用，不怀顾却，胜而不骄，不用而不惰，则在我有常胜之道。今之兵勇锐视前不侔矣，尚恐罢冗者未尽汰，骄惰者未甚戢，将帅之材犹未甚广。盖自军兴，号为兵者，皆大将自募与招安之盗贼，贵多而不贵精，偏裨亦出其选。朝廷藉之为用，未尝别自简擢。臣愿稍修军律，以前后号令约束损益，立为法制，以整齐之。徐令自汰其不足用，而诛其不律者。统制、统领官各使上其材能勋阀，朝廷更加审覈，时拔其能者，付之以事，或使自当一面。兵将无滥，法令明肃，开阖在上，权不偏重，则何往而不胜也？所谓守备之宜者，防秋、防冬之事，前此戒严则举，解严则废，未尝修之于无事之日。是以事至旋谋，亦多苟简文具。今要害之地，莫大于择人。近岁或专委武夫，或取之负犯之吏，或姑录其人，不问所长。幸而得人，或迁徙无常，或不与之兵，或有兵无食。至于邻比策应牵制，相为掎角，皆未尝预讲。其尤为大害者，斥堠不明。往岁维扬，师在泗州，犹疑其非虏；今者承州，入境而后知之。夫以大军会集数月而后兴，越数千里而后至，尚不及知，况其他乎？臣愿应守御之地，亟择人分任，量其守之大小而与之兵，与之兵必足其食。使各条上方略，可自守则如何守，自守不足则如何援。凡山川险易，道里远近，镇戍疏密，控扼急缓，详考利害，一二规画。朝廷与大将择其便利必可行者，授之以为成法，无事则习之，有警则行之。少假其权以尽其能，久其任以责其效。别立探报之法，广行收募，不必拘以一色，使敌情虚实进退皆前期而知，无出所不及，则何守而不固也？所谓措置之方者，其目不一，要莫先于财用。今朝廷之兵，付之诸路大将者，皆非承平之所有，而粮饷调度犹以有司之常法责之转运使，否则出内帑之积以济之。设有非常之用，则旋为经画，或不免取于民。未有一定之制，此岂可久哉！天下之财非不足，但岁久法弊，废而不举，及当因时而为之者未讲也。唐制，诸道贡赋别而为三，有上供，有留州，有送使。本朝大略因之。上供之外，留州者，逐州之所用也，送使者，转运使之所领也。唐制，财用通而为一。本朝转运使所领，非两税常入，其他皆别为诸司。自军兴，职守不严，事多权宜，监司一于侵夺，州县一于隐藏，苟济目前，寖生欺弊。盖上供犹有阙者，其馀遗漏失陷，虽朝廷不尽察也。臣窃以为宜尽取天下诸司所掌，会其实数，稍分别之，严其上供、留州、送使之辨。应行在支费有定式者，以上供责之户部；诸镇大将逐月供亿，以送使责之转运使。别为一司，尽总其馀财赋，一金以上，皆使通领，周知其数，而斡旋之。应户部、转运使所不足，取以均济，他皆籍之，以待非常之用。参较虚实，钩稽出入。凡法令所当变通，职守所当分合，利害所当兴变，有无所当乘除，存而封桩，转而支移，非常法所得拘者，一以付之，朝廷但制其可否之节、取与之度。事有专责而权不分，则缓急可以取办也。所谓绥怀之略者，招纳之策既行，大者固已举矣。更令边吏，未收复者，勿辄侵扰，以待其至；已收复者，数下诏令，蠲其疾苦，以慰其心。时遣使命，导之温言，以通其意。阜通商贾，济其乏绝。察吏人害民者去之。转徙复业者，量借之种粮。豫犹敢来争，则为出师以捍禦。其领众来归者，随其多寡授之邻近逃绝户之田，旧有官者复其官，有才能者时擢而用之。则居者不失其所安，来者不失其所归也。论豫之事，所以处中国者，不过于是，若虏之变诈，则不可尽测。议者或谓，虏黩于用武二十馀年，吴乞买与黏罕分国并处，自不相制，契丹亦有兴者，其国已衰弱，乃天亡之日，必不能再举以仇我。或曰：彼欲搏噬于我久矣，方藉累胜之资，跨有燕晋，困兽犹斗，岂以一败，遂不复较？豫本无功于虏，非有腹心缔固之交，导之使来，无成而归，或惩其轻妄，更有废置，或惧而改图，别出奇诡，此皆不可知。然臣尝论，自古中国与夷狄本不相为盛衰。匈奴雄于北方，至冒顿而愈炽，汉高帝以三十万众围于平城，仅以身免，然不害其降子婴、诛项籍，以有天下。至于元、成之际，五单于争立，呼韩邪单于来朝，为之改元，不复更能窥边，而汉亦自是不振，夺于权臣矣。突厥当隋末，控弦百万，群盗悉臣尊之，唐高祖藉始毕可汗兵以定乱，亦为之屈，然不害其父子并与创建数世之业。至宣、懿之后，素所患者吐蕃破散离析，以数十州来降者相继，而唐亦迫于藩镇而亡矣。华戎异域，天固限之，两盛不能相倾，两衰不能相救。诚有汉高帝、唐高祖父子，虽冒顿、始毕何害？即纷乱如五单于，残灭如吐蕃，何补元、成、宣、懿之治？自靖康以来，常患以虏之盛衰为我之彊弱，故事每拘制，不得尽为。今虏在万里之外，既不可必得其实，则亦不必观彼而后为之所。陛下以至诚不息之心，日新盛德，作兴于上，小大之臣，咸怀忠良，国尔忘家，公尔忘私，奔走于下，修明庶政，共成内治，则虏虽彊，尚不足畏，况于豫乎？二圣未还，陛下圣孝纯至，必有拳拳于虏者，然连年遣使，初不得其要领。今兵端自彼，我固有辞，非使有所耸动，安能惧而悔祸？臣久伏田野，不知时事，管穴所窥，实为迂陋。干冒天威，臣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