龟山《与给事书》云：「荆公黜王爵，罢配享，尝谓其所论多邪说，取怨于其徒，此《三经义辨》所不得已也。如《日录》、《字说》，亦有少论著，然此事不可易为之」。云云。又龟山既从萧子庄之请，为作《浦城学殿记》，言王氏立言之谬，又答其书云：「向在谏垣，尝论王氏之失。太学诸生安于所习，鬨然群起而非之。赖君相之明，卒从其言。今虽有定论，而学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。屏居投閒，因摭《三经义》有害于理处是正之，以示后学」。云云。以此两书之词观之，则《三经义辨》用之于王氏，岂无意乎？又岂止为解释文义之不当，遂欲求胜乎？诚以道术所在，万世所待以开明者，不可阙耳。今《墓志》所书，止引朱子发奏疏云：「所著《三经义辨》，有益学者」。某之愚见，更欲少赐提掇之，庶几不与末篇所谓「凡训释论撰」同为空言也。如何如何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