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观自古国家有急或政事有疑，必询于廷臣，使各尽其说。甲之言可用，乙之言不可用，虽用甲言而不罪乙。如真宗皇帝时，契丹大入，陈尧佐蜀人，请幸蜀；王钦若江南人，请幸建康。唯寇准请亲征以幸澶渊，而虏以败衄。向使用钦若、尧佐之言，则大事去矣。及凯旋，社稷再安，然终不罪钦若、尧佐者，以谓宁失二人之罪，而不可杜天下议臣之口故也。国家有急，臣下献计，苟可以纾祸难、安国家者，盖将无不为也。使用之而中，足以解纷；用之不中，或因致不虞，谋之不臧，固可罪也，然其心岂有它哉，亦思所以排难救急而然耳。如太祖皇帝时，方伐江南，有得江南张洎以蜡书结太原以缓师者。会洎以使至，太祖面诘，将杀之。洎视书曰：「此实臣所为也。臣国方危急，苟可以纾祸者无不为。臣所作蜡书甚多，此其一耳」。太祖虽赦之，时亦必举此以为问罪之端也。然为李氏者，不闻罪张洎以蜡书致讨也。何则？知其将以排难救急而然耳，不幸事泄。臣观自顷以来，谋议成败，以计画异同为终身不解之罪者有矣。故后来者虽身在庙堂，事方危急，而终莫敢披心腹、尽底蕴，必回互含糊，莫以身任成败者，其心以此为戒故也。臣尝窃忧之，以谓此非社稷之福也。夫事之大者，莫若敌国之和战，车驾之行留。方李纲主战，则李邦彦等以主和为罪人；及耿南仲主和，则李纲以主战而远贬。黄潜善以南渡为非是，则许景衡以请移跸而罢斥；迩日以迁避为良图，则论事者以请驻跸而外迁。然则人安得不务回互含糊以苟目前之利也？且以李纲、邢倞之结余睹，谓之疏率可也；因以致敌人之怒，谓谋之不臧可也；其谋遽泄而适不中耳。使其谋遂行，世必以为奇计也。虽然，使无是，虏人之凭陵迫胁亦极其力而后已也。然固以谓二圣北狩，职此之由，则臣愚不识也。然则虽有智如陈平者，不敢行金以反间；勇如蔺相如者，不敢全璧以抗秦；将如周亚夫，不敢不受命而坚壁以挫吴；相如李德裕，不敢违众论而起兵以伐泽潞。何则？事有成败，战有胜负，一有不至，则将负不可解之罪于无穷矣。陛下欲废李纲，默废之可也。若声其罪于天下，而其说不当于人心，则人不信伏而有后言矣。不唯非号令刑政之美，而又使横身任事、开口献计者不敢谋，此国之大患也。车驾之在扬州，有为翰林学士者方侍讲读、被圣知，为彼计者，保身缄默，不失主眷，则高爵重位亦可致矣。而乃刺口论天下财计，慕刘晏之为，欲以纾民力、资军食、富国而强兵者。会孙觌论常平之法，诏俾讨论，其追积久青苗本钱，此一事不可行也。然比降诏旨，因以为聚敛之臣，朕知其奸而罢黜，以此播告，臣窃以谓沮赴功立事者之心也。财利，臣所不晓。方讨论常平法时，行在士大夫以为非者大半。臣以舆言问之，主议者为臣言，财赋之出于民，多取诚不如寡取，寡取诚不如勿取。然今国家艰急，方欲西向复中原，非兵食不济也。与其无名横敛于民，如卖官告、责免夫，曷若因旧法而损益之，取之微而积之多，于国计有补而民力不困者，亦足以纾目前之急。恢复既定，虽常赋犹当时一复之，其所以为聚敛之臣具为奸者，臣愚不识也。然则虽有李悝，不敢尽地力；虽有刘晏，不敢议平准，盖聚敛之名为可耻也。使人人不敢当事，人人不敢尽谋，人人先求自安，人人恐忤上意，则艰危之时，谁与图回而恢复乎？此亦臣之所谓非社稷之福者也。臣既忘躯昧死以尽忠矣，请遂毕其说。如近者奋不顾身、惟力是视、思赴国家之急者如宗泽，亦少矣。然而沮挫诘责之，曾不得举首；虽以老病尽年，而不知者至以为朝廷沮死，岂不伤忠义赴功者之心哉！至使论者以谓位高望隆、奋不顾死者，朝廷辄疑而惮之，此言尤不可使天下闻也，圣主岂有是哉？日者杜充守东都，威望日著，提兵来朝，远方之人虽不知其所设施，然闻之者若隐然可恃而增气者，此何理也？然或以谓朝士已有论而攻之者，果有是乎？不幸有之，是宗泽之疑复生于舆论也。夫国之成败在事之立不立，事之立不立在士气之锐惰，士气之锐惰在黜陟好恶之是非。使禄食之人皆解体而叹息，则何事又能立乎？狂愚，惟陛下裁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