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再拜：昨日抵桂林，方作书欲遣人承问，使至，特辱教赐，开谕周悉，感服无已。承录示《靖康旧语》，读之感慨。方危疑之际，祸患不测，非公力为辩释，此身不能自保久矣。虽公未尝一一见喻，宁不知之？其秋出师，固知堕恪计中，亦尝面道其详；然力辞而卒行者，非特迫于威命，如所谓杜邮之赐，势不得已，亦庶几立尺寸之功，以塞厚赏，然后解兵归印，幅巾柴车，径返田庐，此素志也。不谓事与愿违，驻车河内，未踰月而庙算中变，公既去位，某亦罢归，一切皆如恪策，而人罕知之者。初，某既总师指挥，继命刘韐为副，及其后乃知恪所荐也。解潜初与韐会议于隆德，韐志甚锐，及潜出兵，韐忽中变，按兵不行，故失期会，而潜有南北关之溃。适所遣属官张叔献者自韐军中来，能道其详，乃知韐将出兵而得恪书，遂有缓师之谋，虽书辞不可知，而意则可料也。其后韐之子子羽道其书辞于人，果如所料。此二人者今皆见存，他日可询也。渊圣又御札付韐，而误付宣抚司，其戒敕之语，与本司所禀受不同，亦必恪意。解潜为制置使，折彦质为河东勾当公事，张灏为转运使，折可求为都统制，皆各受御前处分，进退自如。因报公罢相，遂援此为言，以谓节制不专，难以责成功，必致误事。非使节制归一，以谋万全之举，则太原之围必无可解之理，不然愿丐罢去，遂得请。夫恪之意不过欲作相耳，而妨功害国，其巧如此。今恪已死，尤之何益，所可痛者，小人动为身谋，不恤国事，一至于是。故范祖禹以谓用小人必至于家国俱亡而后已，岂不信也哉！前书所谓舞智以御人主者，为恪设也。又承询以天下安危存亡大计，如某迂疏，再奋再踬，进不足以谋夫国，退不足以保身，何敢复议此哉！试陈梗概言之而不怍，恃公之知我耳。夫天下犹一身，及其病也，必有致病之源。靖康之初，所以致寇者，其病源于崇，观以来军政不修，而起燕山之役；靖康之末所以致寇者，其病源于春初失其所以和，又失其所以战。何也？贼以孤军，深入重地，前阻坚城，而后顾邀击之威，初未深知中国之虚实也，而吾之援师日集。当是时不难于议和，其所邀求度可许者许之，不可许者勿许，则约成而和可久。朝廷为其胁制，初不计此，所求一切听从，故使贼得以窥中国之弱，而约不能坚，此失其所以和也。当时力争于榻前者，正谓可以脱一时之急，而贻将来之祸，虽有智者莫能善后，虢射父所谓「期年狄必再至，示之弱矣」者是矣。诸道之兵既集，数倍于贼，福宁会议，正欲用亚夫之策，复畿邑，绝粮道，禁抄掠，困其师以胜之。而姚平仲先期妄发，其议遂格。夫劫寨，小衄也，而因以沮必胜之计；邀击，良策也，而抽回袭逐之兵。故使贼安然捆载而归，无所忌惮，此失其所以战也。如弈棋然，岂能尽杀敌而我无所伤哉？借使以吾兵之二而易敌兵之一，犹为中国之利，深入者覆师，则疆外者破胆矣。失此机会，故贼志日侈，士气日沮，长驱凭陵，至今为梗，先轸所谓「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」者是也。今国家变故既尔，宁可追咎既往，然不知其源，何以治病？此二者，安危存亡之源也。或者见靖康之末失守，而以靖康之初坚守为非，亦可谓不知变矣。靖康之初，与夫靖康之末，事势岂可同日语哉！贼初犯阙时，朝廷失于堤防，故使之渡河而至城下；其所以急欲去者，初不为久留计。及再举南牧，则有必取之心，此不同者一也。贼初抵城下，不数日间援师已集，中外音问络绎不绝；及再至，则围城之中，始以蜡书起兵，中外阻隔不通，此不同者二也。渊圣登极之初，士气人心，贾勇百倍，其后稍稍解体，此不同者三也。其他细故，不可胜言。故在靖康之初，有备则当守；在靖康之末，无备则当避，岂可胶柱而鼓瑟耶？今以后而罪前，是犹治病不别脉色，不察證候，以后药之失而咎前药之得，岂理也哉！夫宣和之间，病成而未作；靖康之初，病作而未甚；至靖康末，则病甚矣。故以靖康而视宣和，以建炎而视靖康，国势人心，与夫经营之难易，何啻相什百哉。然建炎之初犹有可为之理者，河北失真定、怀、卫、浚四州，河东失太原、泽、潞、汾、晋六七州，皆靖康末有为失之，其馀皆为朝廷守。兵民之心，戴宋坚甚，而河北东路、京东西、陕西诸路，未受患也。当时料理其两河以为藩篱，因其人而用之，则中原可保；车驾巡幸不去中原，则四方可安。譬犹初病中风者，药石之功犹可及，而复为全人也。既舍此策，以苟目前之安，坐视数路之莫救，河北、河东悉皆陷没，而其京东西、陜右类遭侵掠。去春关中既扰，今则鄜、延、丹、坊又破，环庆诸路数月以来未知复如何？西北如此，则中原岂复为我有哉？辟犹再中风者，遇良医犹不免有偏废之患，医非其人，未可知也。西北之于天下，非特形势便利，乃将帅士马甲兵之所出，兴衰拨乱之具在焉，失之则其具何自而得？欲修大厦之倾，而乏材料，可乎？贼善因兵于敌，非特因粮而已。去春破京东西者，闻多两河之人。使复用京东西、陕右之人，剪发易服，被甲执兵，则遇者皆以为贼，望风奔溃，何往不可，虽东南未得高枕而卧也。正犹大厦之倾，日葺之则有复全之理，不然，风雨之所颓圮而后已，可以数其迁为安耶？今日之策，急料理之可如东晋，然东晋亦未可轻议之也。辅相如王导，人望如顾荣、贺循、纪瞻，经营中原如祖逖、刘琨，方面如温峤、陶侃、郤鉴，强藩重兵，控扼上流，始能抗石勒之徒，保有江左。如奕棋者，一失腹心之势，则虽欲保守一隅，岂易得哉？杜牧有言：「上策莫如自治」。自治之术，以进君子退小人为本，君子进则虽微必强，小人进则虽盛必衰，此匡复之象也。理必至此，心术不同而已。今日之事，必其真有勾践枕戈尝胆之志，必能行卫文布衣帛冠之政，任人者体刚明诚一之德，受任者革忌媢偷惰之风，一切以公天下，保国家为心，日引月长，使国势浸彊，庶乎可为此安危存亡之所系也。自经变故以来，尤觉可不可之有时，时不可而为之，犹逆风行舟，用力多而无补；使遇其时，呼吸响应，顺风开帆，一日千里可也。愿公深自蓄养，方燕闲时究观古今之变，而察其机会，异时复膺大任，则宗社生灵之所赖，必有在矣。昔蜀先主劝刘表因曹操在官渡而袭许昌，表不从，其后悔之，先主曰：「天下之事，机会之来岂有穷已，若能应之于后，则此未足为恨」。今敌彊我弱，然安知异时无可乘之机耶？此可为智者道，难与世俗论之也。某久已灰心，今复远屏海外，与中原绝，此志已矣。因诲问所及，故辄发其狂言，死罪死罪。某再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