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近见川陕宣抚司屡以粮运不继闻于朝廷，而四川总制财用赵开亦称所运粮斛尽已起发。臣不知其孰是也。今漕司之所较者惟船运之费而已。且以成都一路言之，自水运至军前，用钱四贯三百可致米一石。若使税户自陆路搬运，则每石所用三倍于水运之直。若值农时民间雇人搬运，则其所用又三倍于税户自运之费。水运稍远，其行虽迟，而所费至少。陆运稍近，其行虽速，而所费至多。宣抚司欲其速至，则必以陆运为便。总制官欲其省费，则必以水运为便。此大将之所以有言，而漕臣之所以自辩也。臣以为大将为陛下统率大兵，则军食阙绝，固其所当虑。漕臣为陛下临治一路，则民力凋瘵，亦其所当惜。然就利害而熟计之，不有百姓，则何以养兵？不节所费，则何以活百姓？今既设漕臣，使专馈运，则但当责钱粮之办足，不当问搬运之迟速。但当前告以期限，不当取之于仓猝。协济国事，在此而已。欲望圣慈特命川陕宣抚司预计一年之费，分为四限，令总制财用官常于一季前应办。其水陆搬运，悉从民便。庶不误于军期，亦稍宽于民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