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切考国家大祀天子躬行者，有南郊，有明堂，有祫祭，有恭谢。古者为郊之制，在国之南五十里，盖谓国都之南也。陛下驻跸于此，非建都之地，置设坛壝，固无其所。建炎戍申举是礼于维扬者，是时以火德嗣兴，大统复集，即位之初，不可以不见帝，以礼从权，非必袭用。而况卤簿仪物，渡江散尽，疆陲戎事，岁晚多虞，则南郊之礼在今日固不敢轻议者也。国步未定之际，奉安庙祏，权在永嘉，既已累年，若欲移徙，以便亲祠，惧失在天神灵之意，则祫祭之礼在今日实不可行者也。陛下躬履多虞，严恭寅畏，方与万姓请命于天，用实而去文，有祈而无报，则恭谢之礼在今日不可行者也。󲦤绅儒生又有为柴望之说者，以谓虽祖宗未之或行，而今日可以肇修。臣尝考之，其说本于《书》之《尧典》，本为巡狩之用，而周室行之于《时迈》告祭之诗；其说详于孔颖达之疏，指为封禅之事，而汉光武用之，著于泰山刻石之文。陛下遭时艰，故遵养东南，修政理戎，俟天悔祸，举兹大礼，惟务于忱，岂可托巡狩告至以有辞乎？又况柴望之祭不及祖宗，所用时日亦当有据，若一切损益之，则安用柴望之名哉？然则柴望之礼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。臣窃惟明堂之礼有汉武帝汶上之制，绍兴元年实已行之，若再举而行，适宜于今事，无戾于古典。或谓自维扬南郊之后，至于今日，再遇当郊之岁，不可以踰六年而不郊。以臣考之，郊之疏数本无定制。真宗自景德二年祀南郊，至祥符七年而始祀东郊，则九年而后再郊矣。仁宗皇帝皇祐五年祀南郊，嘉祐元年行恭谢礼，四年行祫祭礼，七年行明堂礼，则踰九年而不再郊矣。踰六年而不郊，非所疑也。或以周公严父之文为疑，则既有治平中司马光、吕诲之议，又有熙宁中祖宗之圣训与王安石之说，足以破万世之惑矣。或以并配之礼为疑。盖绍兴元年礼官之议，以谓皇祐之时四方无虞，万物盛多，是以明堂合祭天地，并配祖宗。盖其说不尽，不能推明所以变礼之意，是以致众人之疑。谨按皇祐诏书，其略曰：「国朝自祖宗以来，三岁一郊。今祀明堂，正当三岁亲郊之期，而礼官所定配坐不及祖宗。宜并配，以称朕恭事祖宗之意」。盖太祖则周之后稷，当配祭于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当配祭于明堂者也。郊当祭太祖，而以当郊之岁举明堂之礼，则不可以遗太祖而不祭。稽之神理，本之人情，则皇祐诏书之本意，可以为万世不刊之典，岂特以四方无虞、万物盛多而举此哉！并配之礼又非所疑也。若乃神位仪物损益多寡之数，更合再加斟酌，以尽今日情文之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