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蔡谟曰：「时有否泰，道有屈伸。暴逆之寇虽终灭亡，方其强盛，皆诎而避之，要终归于大济而已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养威以俟时」。王羲之亦曰：「以区区江左，营综如此，天下寒心久矣。中兴之业，政以道胜，宽和为本。力争武功，非所当作」。二人者能言之而不得行之，行之而足以安江南者，孙权一人尔。陆瑁尝劝权曰：「九域盘互之时，率须深根固本，爱力惜费」。陆逊亦尝劝权施德缓刑，宽赋息调。权报之曰：「发调者盖谓天下未定，事以济众。若徒守江东，修崇宽政，兵自足用，何以多为？顾坐自守可陋尔」。以此知权之志未尝不在于天下。然以传考之，亦未尝肯求逞于中原。曹公来侵，则破之拒之而已。治舰立坞，筑堤遏湖，作涂塘，明烽燧，始终所以备魏者至矣。及移笺于曹公，曰：「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」。则权固未尝得志也。嘉禾中，因蜀伐魏，一攻淮南，闻明帝东行，遽即敛避。诸将之攻樊城，司马懿救之，亦引军亟退。自后观之，谓之怯可也，而权不以为耻，岂非天下之势既未有可投之隙，与其力而取败，不若退守而待时也邪？史称权继父兄之业，有臣以为腹心股肱牙爪，兵不妄动，故战少败，而江南安，此权之所以为治也。及嗣主立，诸葛恪为政，首侵边以怒敌。东兴之战幸捷，顾不能持胜，复违众大举，一败涂地。恪既丧躯，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。则权之兵不动，利害果何如也？其后孙皓用诸将计，数侵晋鄙。陆抗曰：「苟无其时，虽复大圣，亦宜养威自保，不可轻动。今不务力农富国，审官任能，明黜陟，慎刑罚，训诸司以德，拊百姓以仁，而听诸将循名，穷兵黩武，动费万计。士卒凋敝，寇不为衰，而我已大病矣。夫争帝王之资，而昧十百之利，此人臣之奸便，非国家之良策也」。抗之言兼有陆瑁、陆逊、蔡谟、王羲之论，而皓不知用，此其所以亡也。东晋自庾亮经营征伐，皆不能有成。谢安父子乘苻坚倾败之馀，图之如恐不及，至于渡河入邺，讫无尺寸之得。宋文自恃富强，加兵元魏，檀道济再行无功，诸将以此继败而北，遂至瓜步。梁武遭魏世之乱，陈庆之以数千兵入洛，而嵩高之袭，几至歼尽。及贪河南之地，纳叛将，弃睦邻，而身国颠覆。陈宣帝辟土宇于北齐，旋失淮泗于后周。虽以桓温、刘裕之才，度越历代诸将，而温伐苻健、慕容炜，皆几成而败，裕平南燕、灭姚秦，亦既得而失。则六朝用兵攻伐之策，可概见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