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惟天下大器，宗庙社稷大计，四海生齿大本，皆系于国之安危。在今日，利害不出于和战之间，议国事者当先审所尚而定国是。国是者，天之所与时也，时之所行事也。当战则战，当和则和，先后缓急，不容无一定之论。必措国于至安，然后天下大器定于不倾，宗庙社稷隆于巩固，四海生齿保于辑宁。虽必世百年，守之不易可也。不审所尚，而逐纷纭之论，侥倖于万一，名曰尝试之说。天下之祸，莫大于以国徇尝试之说，可为寒心者也。且国之安危，与己之进退得失，孰轻孰重？己之进退得失，与人之毁誉好恶，何损何益？人臣而能辨此，然后可以议国事。苟惟以己之进退得失为心，则必以人之毁誉好恶为重。彼以谓人之毁誉好恶与其己之进退得失，实相妨也，故言战则人朋而随之者多，誉之者亦多，其心非一一明乎战有必胜之道也，特以谓主战者不失为尊主强国之说。今日言之誉之者必多，固无害于己之进。他日虽和，亦无害于己之进。盖和亦不可忘战，是今日之言与他日之言皆无害于己之进，而当战与不当战，于国之安危，不问也。言和则人皆睥睨而不敢随者，以和难保也。今日言和，固不妨己之进。一旦有异焉，则必大得罪而去，不若言战之两无害于己之进也。而当和与不当和，于国之安危，亦不问也。况言和则主战者恶之，恶之则毁至矣，于己之进，岂不大为害乎？二者皆不以国之安危为心，而惟以己之进退为心，以人之毁誉好恶为心。此今日之风俗，纷纭之论所自起也。陛下所与图回天下，不过宰执数人，而纷纭之论亦足以眩数人之听。是以庙堂之上主战者阳为尊主彊国之言，以收小人之虚誉，其中未必真有善善之策也。陛下不用其言，则以拒谏窃议于陛下，以弱国腾谤于同列，浩然引去，亦不失高爵厚禄，而小人之虚誉愈归之。主和者亦不知固执其所见，往往惑于尊主强国之言，而求免乎卑主弱国之谤。进则迎合主意，退则雷同众人，所谓国是果安在哉？臣所谓以国徇尝试之说，可为寒心者也。上天崇正统于中国，保固祖宗积累之基，纯佑陛下之圣德，眷命缵承，将以光大久长于其后，故周旋调护，成此安定之期。若曰人谋恐未易致，是臣不得不辨者。惜天意与陛下圣德混于纷纭之论，而不知所分也。臣闻强弱异势，不可欺也。人身不能无病，能不讳病，则可以全身。国不能无弱，能不讳弱，则可以图强。弱而为强，自欺可也，欺人可乎？欺人可也，欺天可乎？春秋时，吕甥为王城之盟，谓秦伯曰：「晋国之小人不惮征缮以立圉，君子则不然，曰必报德，有死无贰，纳而不定，废而不立，以德为怨，秦必不然」。秦伯曰：「是吾心也」。归晋侯而成盟，晋国复强。晋君子可谓能审所尚也，方其弱则言弱，能不讳弱，则足以养强也，能养强则足以成强也。使人臣之谋皆如晋之君子，国何患哉？陛下察今日纷纭之论，如晋君子之言乎？抑皆晋小人之言乎？君子小人不能逃陛下圣鉴，则陛下刑赏行矣。单于嫚侮议兵，樊哙请以十万横行匈奴中，季布曰：「哙可斩」。晁错发七国之难，吴楚起，错乃欲居守而劝景帝亲征。又方与帝调兵食，身斩东市，非袁盎私意也。人臣自为纷纭进说，而不可用，不加罪焉，且误国矣，亦不加罪焉，孰不以尝试之说售其身乎？其言不行，又无所加罪，是以肆为纷纭而无所惮也。臣观今日之事，非前日之比者，以天定故也。申包胥曰：「人众者胜天，天定亦能胜人」。臣解之曰：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人众者，众之所为，凶德已极，自求祸者也。天岂乐祸乎？人之所为凶德已极，祸必自至，天不能庇也。故曰「人众者胜天」，前日之事也。天之于人祸终不悔乎？其报已极，复图安宁，是谓天定，人何以胜之？故曰「天定亦能胜人」，今日之事也。臣请以东晋、宋武帝验之。东晋之渡江也，谋复中原之臣如刘琨、祖逖、庾翼、桓温之徒，皆可以有立。而卒不能成功者，天定也。苻坚为江左之举，以百万之师一败于谢玄、刘牢之，身死国亡，计不旋踵，岂谢玄、刘牢之勇过于苻坚乎？天定而坚欲以人胜，自取祸也。宋武帝得关中，弃而不守，知赫连之必来也。宋武弃关中，赫连即取之，由是南北举安。知天定而不敢为不定，天祐之也。故天定，则人主之意不可不定；主意定，则人臣之意不可不定。君臣之意定，则天下自定。定不定，祸福如彼之明，可不畏哉？今陛下与腹心大臣，酌天意之大定，以断国是，以今日已有成策，已见定效，尚可复容纷纭之论，崇虚名而令国受实祸乎？虏欲求安，易于保安者守边不动，为长久之计，则虏保安之策也。我欲求安，难于保安者，恃虏不动，则我保安之策也。彼既不动，我非特保安而已，因得自治焉，则千百之安在我也。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此也。万一为纷纭之论所惑，以蹈至危，则臣所望于陛下者未易就也，此臣之所甚忧也。愿陛下毋忽臣言，奉二仪之无私，揭日月之大明，耸山岳之不动，行四时之信令，则陛下之所欲为者，自是无不可为者矣。臣不胜至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