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盖闻治道本天，天道本民，故视听从违，不急于算数占候，而惟民是察，持以至诚，无远弗届，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。朕承宗庙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候，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，念必抚民以格天，庶或悔过以靖乱。踰年于兹，寝兴在是。故府库单匮，军费倍滋，而赋歛加薄；外患未弭，寇盗尚多，而追胥有程。择守令以厚牧养，责按廉以戢贪暴。命令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，凡曰聚所欲、去所恶者，朕未有闻而不恤，恤而不行也。然而迎亲之使接武在道，而敌情未孚；保国之谋刻意在兵，而军势未张。躬纯俭以敦本，而骄奢之习未悛；扩大公以示训，而私枉之俗尚胜。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，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。田亩未安，旱蝗害岁。岂朕不德，无以动天，抑政令失宜，而民以为病乎？何精诚之弗效，而祸乱之难戡也？伊欲复亲族，奠疆埸，清寇攘，善风俗，使百姓安业而亹亹迓衡，何修而可以臻此？子大夫涉艰险以副详延，诚亦勤矣，其必有至言欲为朕陈者，其悉言之无隐。若乃矜空文而无补于实，咎既往而无益于今者，非朕之所欲闻也，其以朕所未闻而切于时者言之，朕将亲览焉。

臣对：臣闻国将兴听于民，将亡听于天。汤武听于民，其兴也勃焉；桀纣听于天，其亡也忽焉。方桀纣之未亡也，谓己有天命，曰：「我生不有命在天」！彼以天命为真可恃，偃然自谓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及其亡也，诸侯归商者三千，资以胜夏，则成汤以兴；诸侯归周者八百，资以胜商，则武王以兴。夫汤武听于民而反以兴，非民兴之也，修人事以应天，是以兴；桀纣听于天而反以亡，非天亡之也，恃天命而虐于人，是以亡。兴亡之端，厥监在民而不在天，甚易晓也。而中材庸主，每每反之，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深悲，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，而世主不悟也。陛下起干戈锋镝之间，适丁天下倥偬不暇给之秋，外乱内讧，佥人柄朝，边方有风尘之虞，中原有新羁之马，赤子入无知之俗，民愁盗起，祸稔萧墙，王室摇摇然几如一发引千钧。当此之时，可谓乱甚矣！臣愚谓陛下宜焦心尝胆，听于民之时也。而陛下策臣等数十条，大概质之于天。首曰：「盖闻治道本天，天道本民」。又曰：「岂朕不德，无以动天」？又曰：「何精诚之弗效，祸乱之难戡也」？似皆听于天者，此臣等所深疑，而愿为陛下直言无讳也。伏读圣策曰：「盖闻治道本天，天道本民，故视听从违，不急于算数占候，而惟民是察，持以至诚，靡远弗届，古先哲王罔不由是道也」。臣有以见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祸变之由与祖宗已然之故事，为陛下陈之。为《春秋》之说者，曰：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王者上承天之所为，而下以正其所为」。此汉儒傅会之论，臣谓不然。臣闻圣人作《春秋》，尊一王之法，为万代训，未尝有明言天者，盖谓天道难测，若深言之，则遂以为茫昧莫究而忽于天；若浅言之，则天下后世遂溺于阴阳灾异而蔽于天。圣人推变于天常，与人事杂而书之，至其变见祸败，或应于数十年之后，甚则或不旋踵而应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天必先出灾异以谴告之；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；尚不改悔，覆败乃至。苟无其事，变不虚生。若痛自惕惧，侧身修行，则祸灾灭塞，可转为福。此《春秋》之大凡也，以此知天心之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。自非大无道之世，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，此古先哲王所以持以至诚而不急于算数占候，诚知夫天人相与之际，甚可畏也。我国家自江南平定，太祖感宇县分割，生民受弊，恻然涕下，思有以布声教而抚养之，是时识者知天命固已牢不可解矣。且如择一法官，细事也，而太祖择王济，则曰：「无或有冤滥以致天灾」。任一宪台，细事也，而真宗选诸道提点刑狱，则曰：「一夫受冤，即有沴灾」。夫一夫受冤，宜未害也，而祖宗惕然动念，惧致天罚，则民之不可忽，而造物之不可欺也明矣。陛下龙飞之初，传檄四走，天下莫不翕然响应。臣愚虽不识天理。以人事卜之，知天意固已有在。比来圣虑渐弛，浸不克终，国势委靡而不振，生民愁苦而无聊，天意向背，殆有不测，可胜寒心！臣愿陛下持以至诚，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无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圣策曰：「朕承祖宗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候，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，念必抚民以格天，庶或悔过以靖乱，踰年于兹，寝兴在是」。兹又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。呜呼，陛下兴言及此，亦知有宗庙社稷之托乎？亦知有父母兄弟之忧乎？知有宗庙社稷之托，所与任其托者为谁？知有父母兄弟之忧，所与分其忧者为谁？任其托、分其忧一非其人，则天下之大势无复救矣。臣闻天下大器得之甚难，败之甚易，莫不由夫祖宗辛苦艰难以成立之，莫不由夫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。成立于百年而覆坠于一日，遂使祖宗艰难之业并与祖宗社稷一旦丘墟。是以圣人作《春秋》，于乱君亡国痛以王法绳之。谨按昭二十二年书「王室乱，刘子、单子以王猛居于皇」。是时新有景王之难，王猛以幼冲而嗣大位，刘、单以庸材而相幼君，社稷危如赘疣，则王室安得不乱？夫王室天下根本，根本一乱而播迁于皇，则俶扰阽危亦甚矣。卒之天王蒙尘，避子朝之难，终昭公之世，仅复成周，至黄池之会，天下奔溃。而圣人独反覆书之，重社稷也。陛下以单微幼冲之资，独戡多难，则危如王猛；左右大臣，以险佞而佐大计，则庸如刘、单。臣恐王室之乱，又甚于子朝之难矣，安知江都之幸，不变为狄泉之胁迫乎！是陛下承宗庙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候，而未知荆卿、何罗窃发于肘腋之间。愿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难而早图之，监《春秋》王室之祸而慎守之，毋谓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而遂解体也。谨按襄二十八年书曰「公如楚」，二十九年书曰「公在楚」，又曰「公至自楚」。窃原鲁公如晋、如齐、如京师，皆未尝书「在」，独于楚书「在」，何也？曰：楚虎狼之国也，襄公如楚既非常，而踰年不反，祸且不测，书曰「在楚」者，盖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。以今两宫有沙漠之狩，孰与如楚之危哉！且襄二十八年如楚，至二十九年而归，《春秋》深危之，况两宫暴露于穹庐，三年于此矣，则陛下怀父母兄弟之忧，臣愚不知何以处之？为陛下计者，独不念「在楚」之事乎？臣愿慎择贤佐，惟断惟果，侧身忧灾如宣王，厉精综核如孝宣，锄去乱略如光武，刚明果断如宪宗，复雠雪耻如勾践。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陛下首策以此，中则曰：「府库单匮，军费倍滋，而赋歛加薄；外患未弭，盗寇尚多，而追胥有程。择守令以厚牧养，责按廉以戢贪暴。命令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，凡曰聚所欲、去所恶者，朕未有闻而不恤，恤而不行也」。此又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。臣闻治天下者正如疗疾，方天下之既受病也，府库单匮，军费倍滋，则病在血脉矣；外患未弭，盗寇尚多，则病在肠胃矣，客邪干正矣。择守令以厚牧养，犹导之以汤液醪醴而助真气也；责按廉以戢贪暴，犹投之以砭剂而攻强阳也。如使人血脉受病，肠胃又受病，而导之以汤液醪醴者，或失节焉，则疾日甚。疾既甚而投之以砭剂者，又非良药，祗速其死耳。医国者亦然，故方天下受病之际，府库竭矣，军费滋矣，外患炽矣，寇盗多矣，乃牧之以不贤之守令，扰之以不才之按廉，是犹疾已深而投之冶葛，岂不殆哉？臣请历言其弊。臣闻府库单匮，军费倍滋者，以兵冗而坐食也，以师老而费财也，以生寡而食众也，三者今之最大弊也。自古兵无事则不可使聚，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，其势然也。昔汉之兵制，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卒，京师亦不过南北期门、羽林之兵而止。至于边境有事，诸侯有变，皆以虎符调发郡县之兵，事已辄罢。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困，兵甲未尝聚也。唐置十六卫，无事则力耕而聚粟，非但自赡，且以广官储，是以其兵虽聚于京师，而天下亦不困者，未尝无事而食也。我朝沿近代养兵之法，一兵给与衣粮，岁约五六十缗。太祖得周代之兵，中外止有二万而已。至乾德间，中外止十万兵耳。太宗尽有天下，添兵至多，亦止三十馀万。真宗当全盛之时，乃始五十馀万。当时军数非多，尚虑耗蠹调度，命汰疲冗。周莹不奉减兵之诏则怒而罢之，向敏中奏军额渐多，则反覆诘难之，诚知夫兵无事则不可使聚，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。臣故曰：兵冗而坐食，今之最大弊也。按兵法，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。以日计之，费已如此，况今旷日弥年，兵连不解。百人仰给县官则挟千夫之名，大概虽数百为辈，要归则无异于数十万之兵，而坐食连年，无毫发功，则农夫之力，安得不困？馈饷之卒，安得不疲？谨按庄公八年春，师次于郎；夏，师及齐师围郕；秋，师还。《春秋》书用兵，未有历三时而后反者，独于此书春、书夏、书秋，恶庄公无故劳师，兴围郕之役，卒之郕降于齐，而鲁师无功，至秋乃还。故书曰「师还」者，恶其夏已无功，秋始班师，暴露滞留之甚也。是后二十八年，有告籴之举，其祸正基于围郕之役。以今征役之久，动至累年，较之《春秋》三时而返者，不已大甚乎？则库藏竭而军费滋，自不足怪。臣故曰师老而费财者，今之最大弊也。兵冗而坐食，师老而费财，加以生寡食众，入少用多，陛下虽赋歛加薄，而州县之征科实烦。何则？用度既匮，则其势不得不取于民矣。臣前所谓追胥有程而外患未弭，盗贼尚多者，其弊在朝廷多过，生灵多怨。使朝廷无过、生灵无怨，则外患寇盗亦何名而动哉？盖自古奸雄如陈涉、吴广之起于秦，赤眉、黄巾之起于汉，苏峻之乱晋，安史之乱唐，本皆巨盗凶渠伺朝廷之过，执以为乱，幸生灵之怨，倡而称义，遂至迭起州县，劫令杀守，相挺为乱。今明盛之朝，岂有大过？窃闻长老之谈，或谓戚近挠权，奸臣盗柄，刑赏不必行，小人不尽除，纪纲不甚振，此岂过之渐耶？何则？自古乱天下国家多自戚近挠权，如汉之诸吕、窦、霍，唐之诸武、韦、张，窃弄朝柄，一败赤族，国家几破。今乃有肺腑领枢柄，戚属将卫兵，汉南北军之祸，其监不远，倘不少戢，是增朝廷之过，而起奸雄之胆。大乱之后，岂宜复然？晋赵王伦、石勒之徒，心窥人主，口责宰相，实奸雄伺过而后动。不幸因之以饿饥，加之以灾荒，生民愁苦无聊，则奸人乘隙奋飞，血流千里，此外患所以未弭，寇盗所以尚多。是虽追胥有程，何以救其乱？谨按昭十一年，「楚子虔诱蔡侯般，杀之于申」。蔡般弑逆之贼，王诛之所必加，《春秋》反恶楚灵，何也？曰：讨蔡般可矣，诱而讨之，此匹夫之贱行，《春秋》所甚恶也。前日下诏书，招纳叛亡，许以不死，此辈皆投戈请命，谓陛下示以大信也。然而阳示以信，阴加以刑，是诱讨也。陛下为人父母，奈何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？臣恐大信一失，则后来以招降为悔。自今上下猜忌如寇雠，聚处得间，则更相鱼肉，惟先发者为雄耳，何怪乎寇盗之未弥也！臣前所谓择守令以厚牧养，而守令多不贤者，朝廷轻守令也；责按廉以戢贪暴，而按廉多不才者，朝廷轻按廉也。守令一不贤，则郡县受祸；按廉一不才，则守令敢于为奸。故责守令在择按廉，此祖宗之成法也。太祖、太宗注意守令尤切，太宗尝亲选诸州长吏，又亲书其历，戒曰：「公务刑政，惠爱临民，奉法除奸，方可书为劳绩」。因顾钱若水曰：「朕暑中书此，宁不劳乎？盖为任官择人以安百姓耳」。呜呼，太宗不惮盛暑而亲札赐行，今守令则未尝有召对者；太宗躬自选择而延见便殿，今乃有付吏部而注拟者。是朝廷轻守令也。朝廷轻守令，则守令轻郡县；郡县之职一轻，则牧养之方尽废。使要近州县或非其人，复畏朝廷耳目之近，尚惮不敢逞；若远方细民，即使盗蹠为之守，梼杌饕餮为之令，斯民虽千百为群，号呼聚骂，朝廷不知，其为害岂不大哉？臣闻太祖以钱文敏知泸州，戒之曰：「比闻郭思齐掊歛不法，恃其遐远，谓朝廷不知耳，至则为朕鞫之」。夫泸州去京师四千馀里，而郭思齐不法，太祖已尽知之。今州县稍远者，其守令过失朝廷乃不闻，则远如泸州者陛下必不能知矣，彼何惮而不为盗耶？然则所赖以纠察其弊者，尚有按廉耳，如使按廉又非其人，则其祸可胜言哉？臣闻太宗以按廉之职，出为朝廷耳目，或由圣选，或由举充，选之既艰，则任之亦重。凡宽一按廉，是坏一路之事；一路不治，是使数百万军民受殃。自太宗即位，励精求治，诏转运使考核职任之废举，又遣使廉察官吏之污洁。如刘文质察举部内官吏，则有迁移之宠；如王德裔部内不治，则有黜削之罚。赏罚如此其严，则按廉振威，按廉振威则守令振职。厥今守令不职，是按廉未得人也。往者遣使抚谕诸道，天下想望风采，以为行被大惠，卒之厨传骚然，公行贿赂，甚者责子女于郡县，辇家属以偕行。虽官以抚谕为名，而民有供输之苦，守令之外，复增一蠹。夫远方细民，不幸遭不贤守宰，终岁抱冤，引领輶轩之出，以雪其愤。而按廉又不才，是使终身怀冤而莫之控诉也，则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动？此奸雄所以窃发也。谨按《春秋》闵元年「齐仲孙来」，圣人嘉而字之，重其将命从宜，以安邻国之难。方闵之初，叔牙、庆父媒孽鲁祸，闵公始立，国人危如赘疣，齐人可折箠取之。当是时，鲁之轻重在齐，仲孙乃能说其君使宁鲁难，卒之闵不失国，而鲁人以安，湫之力也。《经》书仲孙之来，喜其一出而民安鲁存也。以今两河淮甸兵革之馀，岂不甚于鲁国之难，而按廉之出，未闻如仲孙以务宁鲁难为意者，以《春秋》之法责之，则罪人矣。臣故曰：守令不职，是按廉未得人也。夫以守令既不职，而按廉又失职如此，则陛下命令为民而下，虽十常六七，而壅遏诏书者十常八九矣。是陛下有恤民之诏，无及民之惠；州县知有守牧之令，不闻有天子之诏。三数年来，边防用兵，凡百科歛，不以四方有无物之处，但严令督之。近海州军例科鎗干，居山州县例买鹅翎。有司既不辨有无，州县或罕能条奏，官取一物，民费数倍。且如前日劝诱一事，监司责办于郡，郡责办于县，县移文于乡。假军期急速为名，迫若星火，一有不至，则械系苦掠。人皆畏死，其敢有辞？是名为劝诱，而实暴歛之。监司郡守但务上供以悦朝廷，则忽而不知省；宰相大臣但务足用以悦陛下，则知而不敢言。上下相蒙，民穷无诉，是陛下恤民之诏虽多于孝文，而天下乾耗乃甚于孝武。伤和召怨，咎将安归？臣闻咸平中议改元，赦书颇多蠲免，或谓三司以惠泽太广为言，真宗责曰：「非理害民之事，朝廷所不可行，若赦令既行，必使良人受赐矣」。时方午，雷震，帝恻然曰：「岂赦令少及民之惠，上天以雷惊朕耶」！呜呼，祖宗以赦令未遍，惧速天罚，则陛下命令多壅，实悖天心，其害殆不为细。愿陛下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陛下中策臣以此。又念「迎亲之使接武在道，而敌情未孚；保国之谋刻意在兵，而军势未张。躬纯俭以敦本，而骄侈之习未悛；扩大公以示训，而私枉之俗尚胜。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，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。田亩未安，旱蝗害岁。岂朕不德，无以动天，抑政令失宜，而民以为病乎？何精诚之弗效，而祸乱之难戡也」？此又见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。臣谓陛下躬纯俭而骄奢弗悛者，是陛下未必纯俭也；廓大公而私枉尚胜者，是大公未必能扩也。赏罚不足以振偷惰，是大柄下移也；播告不足以革狂悖，是危乱之兆也。田亩未安而旱蝗害岁，则生民失业而怨沴并作也。若乃遣迎亲之使而敌情未孚，则臣窃有说焉。臣闻庆历中契丹聚兵境上，遣其使萧英、刘六符来聘。是时使来非时，而兵既压境，中外忿怨。仁宗皇帝命宰相择所以报聘者，得左正言富弼，片言折六符之谋，卒挫虏主。自景德以来，北方无事，八十馀年于此矣，岂惟弼之力哉！于时宰相则晏殊，参政则范仲淹，枢密则杜衍、韩琦，谏官则余靖、欧阳修，皆天下之所仰望，而北虏之所畏惮者。彼知朝廷有人，故弼之计得行，而虏计不得逞。以今庙堂之上，宰相有如晏殊者乎？参政有如范仲淹者乎？枢密有如杜衍、韩琦者乎？谏臣有如余靖、欧阳修者乎？臣知陛下必无此等人物矣，而欲求敌情之孚，此臣所大惑也。臣闻猛虎所以百兽畏者，为爪牙也，使弃爪牙，则孤豚特犊皆得搏噬之。譬之国无劲兵，则蕞尔丑虏，皆为劲敌。故《春秋》虽恶穷兵之祸，至于兵不素养而取具临时者，必深罪之。谨按僖二十六年：「齐人伐我北鄙，公子遂如楚乞师。公以楚师伐齐，取谷」。说者曰：「乞，重辞也，重师也」。臣谓圣人非惟意在于重师，盖甚恶鲁之无备也。夫齐为鲁难久矣，自甗之役，齐败于宋而鲁不救，是时孝公有切骨之恨；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，怨已结矣。为鲁计者，正宜早夜预防，常若寇至，乃恬然熟卧，养成腹胁之疽，报不旋踵而齐人伐我北鄙矣，乃至乞师于楚以取谷焉。假夷狄而伐中国，不可之最大者也。以今丑虏大张，害甚于齐，而兵不素养，乃甚于鲁，议者乃欲借助兵于高丽，何异乞师于楚以伐谷者哉？是陛下徒知军势之未张，而不知军将之未练，可为陛下痛哭流涕者此也。国初剑南、交广各僭大号，荆南、江表止通贡奉，西戎、北狄未尽宾服，太祖垂意将帅，命李汉超等守关南，命郭进御并寇，命姚守斌守庆州。以为既得名将，非厚通其意，无以得其死力，故许收逐郡关征酒榷之利，不惟养犒士卒，兼使丰富其家。又虑所费不足，仍许图回，其家属在京师者并厚抚之，则将帅之心，更无私虑，但专力于边事而已。又虑奏陈之事未尽机要，时许入朝自陈，至升殿赐坐，又复厚赐遣之。以故边臣多富于财，得以养募死力，使为间谍，尽知番夷情状，多致克捷。二十年间，无西北之忧，平西蜀，复湖湘，下岭表，克江南，尽得东南之地，虽诸将之功，实太祖驭将之力也。以今将佐偏裨，其雄挺孰与李汉超？其才略孰与姚守斌？其镇重孰与马仁瑀？其运筹决敌孰与韩令坤？以陛下驾驭诸将，孰与太祖？然而借之重权，禄之显秩，赐之重赏，其恩礼已越先朝数等矣。是陛下择将不如太祖，而恩礼则过之，适足以启诸将之骄心，而长奸臣之觖望。假令收复两河，迎还二圣，陛下何以加之？夫战胜之兵勇智百倍，败亡之卒没世不复，盖所以战胜者气也。今之士不战而气已索，此天下之大忧也。昔者六国之际，秦人出兵于山东，开关延敌，六国之师皆逡巡不敢进。然长平之败，廉颇犹能收拾馀烬，北摧栗腹，西抗强秦，振刷磨淬，不自屈服。是时秦人围邯郸，梁王使新将军如赵，欲遂帝秦，而鲁仲连慷慨流涕，深以为不可。非徒惜帝秦之虚名，惜天下之大势有所不可也。而议者乃谓宜尊奉夷虏，不可一触其意，陛下何不以鲁仲连抗秦之事谕之？然则何怪乎军势之未张也！夫《春秋》何为而作也？为天下无王而作也。周衰，天下不知有王，陪臣窃国命，家臣僭大夫，圣人有忧之，作《春秋》以代王之赏罚。书天子、书王、书天王者，诛赏之大柄也。书天子、书王，皆其常称也；其曰天王，则至大之称。天王与《周官·司服》所称天王，皆以嗣君之初，君道未著，人心未宁，正危疑之机，大奸之所伺，非常之时，故大威武以防之。称天王者，大威武以防天下之时，故曰非常也。然则又书天子、书王，何也？曰：《春秋》作，王者威权丧矣，大政大法，诸侯擅而行之，怙强恃众，迭相吞据，是本弱末大之势，名分大乱之日，非刚健大过之才若九五焉，不足以振其弱，非毒众穷讨之役若唐太宗焉，不足以戡其乱。故仲尼于《春秋》凡有出于王之为者，皆书天王，言于斯时王之所为，当大诛赏，不可循常，冀后世兴王之知变也。是时吴、楚之君皆鸱视虎踞，僭号称王，诸蛮群酋荐据中土，如此则文辞之告，犹可治之也与？霸侯暴国，迭相倾噬，伯子之存，不能十数，如此则诛赏之令犹可治之也与？故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？东周仅存礼文而已，非拨乱反正之道也。故《春秋》必书天王者，正赏罚于大乱之时也。若事非王为，但从诸侯之称，只书王者，礼之常也。其曰天子者，所谓至贵以亲诸侯也。庄王不称天王，以其宠贼逆之人，不足以当至大之称，故去「天」字以重其讥。重庄王之讥，则鲁桓之罪彰矣。《春秋》大逆，外始于州吁，内始于鲁桓，圣人著其恶如此。若曰世乱则从恶者众，趋善者鲜，善若不予，则是赏不足以有劝；大奸大恶不加诛，则是罚不足以有惩。赏罚不行，而能兴衰拨乱者无有矣。陛下临御之初，正《春秋》危疑之机，称天王以临下之时，大柄大权乃悉窃弄于权臣之手，太阿倒持，收之良难，是陛下有春秋之乱，而无《春秋》之赏罚，则何以驾驭群雄而平大乱也？窃观太祖、太宗所以取天下，其大要在赏罚二事而已。当时赏则常薄，罚则常严。方澶渊之役，李继隆有疾战破虏之功，但加开府阶耳。臣尝怪真宗何赏如是之薄也，其深意以谓既杀虏将而不能破其众，此将之可责也。有将帅之寄而独赏内臣，不可以为后世法，此所以薄其赏也一也。又以自古宦者领兵，未尝不为乱，如太宗朝内侍王继恩出平内乱有大功，止受宣政使耳。谨守先帝之法而不敢违，此所以薄其赏也二也。至驭之以刑，则未尝不严。且如主将战没则降斥别将如王继勋者，诛戮亲兵如荆罕儒者，威令如此严，则人皆死力求赏。故太祖兵法罪不在赦，而《春秋》兵法尤严于驭军。城濮之役，楚师败绩，则得臣死之，书曰「杀其大夫得臣」，罪在得臣也。鄢陵之役，楚文败绩，则子反死之，书曰「杀其大夫公子侧」，罪在子反也。二子皆以失律丧师不逃重戮，则见夷狄用兵，其刑赏常严，而中国常宽，此夷狄所以常得志。成、襄之后，中国累累受制于吴、楚者，抑有由矣。厥今军势未张而动见败衄，是有春秋之乱，而无《春秋》之赏罚。臣故曰：赏罚不足以振偷惰，则是大柄下移也。如使大柄一移，则陛下徒拥虚器而已，何怪乎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也！然臣愚不识狂悖者为谁，谓前日诋忤权臣者为狂悖乎？谓左右便嬖为狂悖乎？谓前日诋忤者为狂悖，则臣不敢奉诏；如谓左右便嬖为狂悖，则陛下岂不能断然而去哉？窃料陛下所不能去之者，则是推诿权臣之弊也。自古以推诿臣下为盛美，然亦或以治，或以乱。汉高祖推诿群杰则治，至其后推诿王凤、王音至于王莽，则乱。光武推委二十八将而取天下则治，至其后推委后族至于董、吕、二袁，则乱。魏委荀彧则治，至委司马则乱。唐文皇驾驭英豪而取天下则治，至明皇推委李林甫、杨国忠则乱。初以推委而天下治，终以推委而天下乱，何弊之然哉？当推委之际，超擢十人，上从其九，是九人之恩出于下矣。如此则数年之间，左右前后皆权臣之党也。若斥削十人，上从其九，是九人之威出于下矣，如此则数年之间，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。以故忠义解体而君上之势孤也。前日将相大臣恣意诛戮，冤及无辜，陛下不得一举手，此岂非推委之弊耶？明皇天宝之祸未大远也，此可不为寒心哉！厥今天下大体皆坏，独祖宗德泽未泯，人心未厌，譬尪病之人，奄奄待尽，独气血仅存耳。如使人心一离，则是气血又将绝，天下无复可言者矣。而陛下以田亩未安、旱蝗害岁为患，则是生民失职，人心将离，气血将绝之时也。谨按《春秋》，灾异变见常与人事相符。灾异见于上，则祸败应于下，犹铁炭之低昂，其效可信者也。凡《春秋》书螽者，旱蝗之害岁也。然书螽凡九，而哀公十数月之间凡三书之，甚之也。甚之者，疾其害民之甚也。按是时十三年之间，而帅师伐某、侵某、取某、战于某，比他公为特甚，干戈至此而糜烂其民矣，生灵至此而为血肉矣。黄池之会，夷狄主盟中夏，天下日趋于亡矣，乃复暴兴田赋，民怨祸稔，岁大旱蝗，人有艰食之苦，圣人于此不一年而三书螽，伤之也。是知旱蝗之患，实兵戈怨毒之馀所由作也。比年以来，丑虏横行，干戈烂熳而不息，未尝一年间不战，生民日委顿，四夷日恣肆，天下不知有生之乐，几年于兹矣。创痍之民，肝脑涂地，丘陇发掘，暴露枯骨，胔腐血流者，不知几亿万生灵之命，陛下不得而见也。士卒死边野之外，妇哭其夫，母哭其子，寡妇弱子抱负轊车，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，涂悲巷哭，怨痛彻天，陛下不得而闻也。陛下不见其所见，不闻其所闻，驱民万死之地而卒无一毫之利，积毁销骨，积怨伤和，阴沴作而灾疫兴，何怪乎田亩未安、螽蝗之害岁也！今者两河淮甸，赤地千里，飞蝗蔽天，公卿大臣熟视无计，而请为遣蝗之举。呜呼，即使蝗而可遣，是移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，不知他境之民何苦而加之哉！臣闻天禧中，真宗以再岁旱蝗，秋稼不稔，慨然动念，实虑政令阙失，有爽天意，因诏削茶盐条禁之峻刻者，以惩旱蝗之灾。以今政令阙违，岂惟茶盐一二事而已。臣知旱蝗之害实天心之大警陛下也，而议者尚谓天灾流行，由历数运会，非政令失宜之咎。呜呼，天下有善则归诸己，天下有祸则归诸天，此岂圣贤之用心也！愿陛下少戢诛讨，少息调发，练兵实粟，养吾锐气，而全中国之力，以消旱蝗之灾。毋以精神弗效而怠惰，毋畏祸乱难戡而息志，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陛下中策臣以此。又念：「朕欲复亲族，奠疆埸，靖寇攘，善风俗，使百姓乐业而亹亹迓衡，何修而可以臻此」？臣于是有以见陛下真得兴衰拨乱，以起天下之病也。窃睹陛下首怀父母兄弟之忧，中念迎亲之使，至此又以复亲族为言，是陛下痛念二圣銮舆暴露，而未有迎复两宫之策也。夫汉高祖所以还太公于楚军，岂独侯生力哉？臣尝论高帝有胜项王者五：以兵强力壮则楚不如汉，以三杰为用则楚不如汉，以驾驭诸将则楚不如汉，以关中廪粟之富则楚不如汉，以关中形势之重则楚不如汉。五者皆项王所不如，则何苦而拘太公哉？以今凋敝之馀，无汉之兵力，无汉之三杰，无汉之驾驭，无汉之廪粟，而又违远上都，弃去两河，则又无关中之形势，而欲求亲族之复，虽使如侯生千百辈往焉，臣知其无能为也。故臣尝谓欲复亲族莫若复两河，不得两河则亲族不可复。今陛下以奠疆埸为念，是欲复两河也，两河得失系天下轻重。唐神尧起晋阳，以一旅取天下，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，其难如此。晋于春秋为大，尝驱役诸侯；至秦萃锐兵之晋，乃得韩，遂折天下脊。及韩信联齐有之，故蒯通知汉楚轻重在信。宋武号英雄，得蜀、关中，尽有故疆十分之八，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窥边。是两河之地，王者不得则不王，霸者不得则不霸，贼得之则天下不安。臣故曰：不得两河则亲族不可得而复也。咸平中，真宗与王济论边事，济言：「蠢兹丑虏，敢尔凭陵，盖谋谟当位之臣，未有昔人之比，且国家所恃，独两河耳。此诚急贤之秋，不然，臣惧北戎饮马于河渚矣」。呜呼！济之言诚切中今日之病。臣谓欲复亲族而收两河，亦诚陛下急贤之秋，当以济言为监也。然当今最大患者，亲族之未复，疆埸之未奠，寇攘之未清，而臣愚所最患者，风俗之败坏也。风俗天下之筋络也，譬人之身所恃以维持血气者，惟筋络耳。风俗一败，则筋络又绝矣。汉唐之亡，其弊皆风俗之先坏也。故臣尝论东汉之亡，与李唐大略相似。东汉之季，阉人乱政，毒被生灵，豪杰据郡而起，天下遂裂为三国。唐末宦者蠹于内，藩镇溃于外，天下遂磔为五代。然三国之士，其好恶去就尚有可观，虽天厌汉德而刘氏犹拥虚器，亦卒以禅代。终五季之乱，其臣悉凶狠顽鄙，戕贼君亲，专为枭雄，岂天于东汉之季独多君子，而唐末专为小人哉，诚风俗渐染然也。中原乱亡，自古更迭，亦天下常事，盖未有不亡之国。然当其时，有推变于天道而言者，有以人事前知而言者，有握节而死者，有卫社稷而死者，有愤国破亡，奋不顾身，并家族破灭者，亦有知几之士挂冠而去不蹈其祸者。我国家涵养天下之士久矣，士大夫受君父之赐亦甚久矣。一朝国家有难，自公卿剑履间以及下之百执事凡几人？自王畿以达郡邑有位者凡几人？前知而言者为谁？死名节者为谁？死社稷者为谁？徇国者为谁？知几而挂冠者为谁？推变于天而知其将亡者又复谁也？方晋南渡，士流尚有聚于新亭，伤国之衰，对江山而下泣者。周之东迁，尚有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者。以今两宫播越，则非直东迁之辱也；陛下仓皇远狩，则非直南渡之迫也。谁复有泣对江山而忧宗庙之陨者哉！自晋风俗之坏，而海内横溃，生灵鱼肉，几二百馀载。以晋监今，其祸可胜言哉！昔田横齐之豪士，耻北面臣汉，遂自杀，从者五百馀人皆死之，无一人降汉者。诸葛诞魏室一叛臣，及其既败，所养死士三百人就戮，皆曰：「为诸葛公死无憾」。今之士大夫蒙国厚恩，何啻齐卒之受恩于田横、死士就养于诸葛哉？而含垢忍耻，视君父之戮辱甘心焉。呜呼，纵不愧田横之客，而宁独不愧诸葛之奴耶？臣故曰：今之最大患者，风俗之败坏也，风俗一败，则筋络又将绝矣。愿陛下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虽然，陛下策臣等数十条，皆当今之大弊，臣既已极言之，而圣策尚谓：「子大夫涉艰险以副详延，诚亦勤矣，其必有至言欲为朕陈者，其悉言之无隐。若乃矜空文而无补于实，咎既往而无益于今者，非朕之所欲闻也。其以朕所未闻而切于时者言之，朕将亲览焉」。臣又见陛下真有意求苦口之言，以救天下之病也。然臣观陛下求苦口之言虽若甚切，而在廷之士必不敢尽言无讳，何也？臣闻鹊巢覆则凤不至，直士受祸则忠臣杜口。往者从东南来，道路籍籍，咸谓陛下即位以来，不旬月之间，戮直言者三，有是乎？岂道路之妄议乎？倘如所言，则伤威损德，为害不浅。谨按《春秋》，「陈杀其大夫泄冶」，说者谓泄冶以直谏被诛，国之大恶。时盖宣公九年也，而十年有徵舒之祸，十一年而楚子入陈，不三年之间而陈国大乱。呜呼，戮直言之士而祸至于此！然而泄冶被诛，权不在陈灵而在徵舒；前日义士被诛，权不在陛下而在左右。专杀之祸，《春秋》大恶，而况专杀直士，恶又甚焉，此楚子入陈，所以得藉口而讨徵舒也。丑虏乘隙，将以假讨恶为名，而蹑入陈之轨矣。臣是以卜在朝廷之士，必不敢尽言无讳也。然而臣犹敢区区竭愚者，窃自惟念陛下诏臣等无矜空言而陈实务，则陛下知前日滥诛为过而改之，是陛下乐闻其过矣。臣而不言，是臣负陛下；言而不从，是陛下负臣。抑臣尝闻太平兴国中，有布衣皂囊献书者，其辞狂妄，太宗览之弗罪，因谓宰相曰：「比降诏书许言事，故虽狂悖弗加罪」。至淳化中，武程上疏狂瞽，李昉请加黜削以惩之，太宗责曰：「朕曷尝以言罪人哉」！呜呼，太宗乐闻直言如此，而大臣尚请黜直言之士。幸而太宗不从，如使太宗不乐直言，而李昉之请得行焉，则武程者几上肉矣。今臣累千万言，则其罪过于皂囊之书，以臣疏贱则甚于武程，而有狂瞽之论。使陛下乐闻谠言，尚患见忌；借使人主一恶直言，大臣如昉者又从而媒孽之，则臣亦危矣。幸陛下以祖宗为监，而扩太宗纳谏之量，大臣体陛下之意，而无李昉恶直言之心，则畏避而不敢言者，亦臣之所窃耻也。臣故曰：愿陛下以《春秋》为戒而谨持之，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，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，则天下幸甚。臣谨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