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社稷臣者多矣，有以主在与在、主亡与亡为社稷臣者，有以招之不来、麾之不去为社稷臣者，有以堂堂之节折而不挠为社稷臣者。然皆莫如孟子之言曰「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为悦」者也。盖豪杰非常之士，立乎人之本朝，以天下之安危自任，既有其志，又有其功，斯可以为社稷之臣。若夫扬雄之论，则责名太高而取人或滥，不容无议也。或问雄近世社稷之臣，曰：「若张子房之智，陈平之无误，绛侯勃之果，霍将军之勇，可谓社稷之臣矣」。尝试论之。而汉之时，社稷有三变。高祖之既衰也，吕后之恩日益疏，戚姬之宠日益固，如意以爱而欲立，孝惠以仁而将废。当是时也，子房有功。高后之初没也，刘氏微弱，诸吕擅朝，内握兵柄以为彊，外阿藩国以为重。当是时也，平、勃有功。孝昭方幼，上官有逆乱之谋，宣帝未立，昌邑有淫昏之行。当是时也，霍光有功。扬雄以社稷臣称四子者，盖谓是耳。观高帝创业之初，相业如萧何，战功如曹参，雄不曰社稷臣而称子房，则知以其正嫡庶之位而存惠帝也。高后、孝文之际，守节如王陵，质直如申屠，雄不曰社稷臣而称平、勃，则知以其靖吕氏之难而立太宗也。孝宣中兴，丙、魏有声，雄不曰社稷臣而称霍光，则知以其当废兴之运，堂堂乎忠，拥昭而立宣也。方高帝欲易太子，以叔孙之极谏而不听，以周昌之彊直而不回，可谓固矣。及留侯以计来四隐者于商山，高祖一见，为之慷慨悲歌，而割其肌肤之爱。向使惠帝果废，如意果立，高帝万岁后，老臣宿将北面而事孺子，则刘氏之社稷未可知也。非子房之智，其谁存之？禄、产之变，祸起腹心，计迫事穷，势不两立，吕氏不灭，刘氏不安。周勃左袒一呼，而刘、吕之雌雄遂决。向使太尉不入北军，得徐为之谋，则刘氏之社稷未可知也。非绛侯之果，其谁存之？上官之乱，根株遍于朝廷，昌邑之立，罪恶过于桀纣，安危之机，间不容发。光以寡制众，以臣放君，行之不疑，卒安天下。向使上官不戮，昌邑不废，奸臣乱主得逞其心，则刘氏之社稷未可知也。非霍将军之勇，其谁存之？稽二三子之德，虽未得如古之所谓成人，然乘时遇变，奋其智勇，神器将坠，徐起而正之，卒能措社稷于泰山之安，亦可以无訾矣。而扬雄过为高论，责之以礼乐之懿，曾不知此乃盛德之事，非所以称社稷臣也。假如太子之将废，吕氏之方盛，上官之祸未除，昌邑之君未放，虽有礼乐君子从容揖逊乎其间，亦何补于社稷哉？若夫陈平之佐高祖定天下，设六奇计，出其君于艰难险阨之中，不可谓无功。至于吕氏之乱，平实启之，得免于戮幸矣。方高后欲王诸吕，必问汉大臣，则犹有所畏焉。平若乘吕后畏逼之心，挟王陵庭争之助，而拒之以高帝盟誓之言，则诸吕必不王也。奈何怀保身之谋，开变乱之渐。既已使王陵颠沛，吕后放恣矣，乃始以定社稷刘氏而藉其口，岂真有于社稷者哉？盖平有不世之谋，有无穷之智，有应变之机，而无大节不可夺之义。向非周勃之忠朴，刘章之英锐，则艰难仓卒之际，其无误不足恃也。昔袁盎责周勃不早去吕氏，非社稷臣。夫在高后时，陈平相也，周勃将也，平则有罪，勃何咎焉？以盎之所以责勃者责平可也。高帝尝曰：「陈平智有馀，然难独任，安刘氏者必勃也」。然则高帝之心固以社稷寄周勃，而至于陈平不能无疑，则平之为人可知矣。夫智如子房、果如绛侯、勇如霍将军，其功大矣，特以礼乐未备，未得纯为社稷臣。陈平为身谋，以社稷假人，顾以一时之功而遽获预乎三子之列，故曰雄责名太高而取人或滥也。虽然，雄之言礼乐者，为其人之不若伊周也。其人虽异，其功则同，何害为社稷之臣哉？雄之取陈平者，为其功之有类周勃也。其功虽类，其志则殊，安能为社稷之臣哉！昔武帝于汲黯尝笑其戆矣，尝诮其不学矣。至论其人，必曰社稷臣，公孙弘、倪宽之徒号称儒雅，不得与焉。则知子房辈虽礼乐未备，不害为社稷臣也。武后欲立三思，群臣无不从，独狄梁公以死争，后叹其忠，亦曰社稷臣。李绩、许敬宗之徒有德于己，不闻以是称之。则知陈平之立诸吕，不得为社稷臣也。呜呼！乱于名实，儒者之大患。雄于子房、周勃、霍光则乱于名，于陈平则乱于实。名实既乱，乌足以知人哉！必欲论社稷之臣，则考四人之行事而折衷于孟子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