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石鼓》十篇，大抵为渔狩而作。甲言渔，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言狩。乙、癸言除道，皆言为田狩而除道。戊言策命诸臣，己言享社，而皆有事于田狩也。辛言渔狩而归也。十篇而次以十日者，后人之次也。石鼓不见称于前代，至唐始出于岐阳。先时散弃于野，郑馀庆取置于凤翔之夫子庙堂，而亡其一。皇祐四年，向传师求于民间而得之，十鼓于是乎足，信知神异之物终自合耳。大观中致之辟廱，后复取入保和殿。经靖康之变，未知其迁徙否。世言石鼓者，周宣王之所作，盖本韩退之之歌也。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，至宣王刻诗。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据见，然前代皆患其文难读。樵今所得，除漫灭之外，字字可晓，但其文不备，故有得而成辞者，有不得而成辞者焉。然篆书之始，大概有三：皇颉之后，始用古文；史籀之后，始用大篆；秦人之后，始用小篆。樵自《续汗简》考古《尚书》，纂分音之韵，作象类之书，其于古今文字粗识变更，观此十篇，皆是秦篆。秦篆者，小篆也，简近而易晓。其间有可疑者，若以「也」为「殹」、以「丞」为「丞」之类是也。及考之铭器，「殹」见于秦斤，「丞」见于秦权。正如作越语者岂不知其人生于越，作秦篆者岂不知其人生于秦乎？秦篆本于籀，籀本于古文，石鼓之书间用古文者，以篆书之所本也。秦人虽创小篆，实因古文、籀书加减之，取成类耳；其不得而加减者，用旧文也。或曰：石鼓固秦文也，知为何代文乎？曰：秦自惠文称王，始皇称帝。今其文有曰嗣王、有曰天子，天子可谓帝，亦可谓王，故知此则惠文之后、始皇之前所作也。或曰：文则尔也，石鼓何义乎？曰：古人制器，犹作字也，必有所取象，若尊、若彝、若爵之类是也。皆是作鸟兽形，而自其口注。其受大者则取诸畜兽，其受小者则取诸禽鸟。先儒不达理于尊彝，则妄造不适用之器，而画以鸟兽形。爵虽象爵，而又不适用。宣和间所得地中之器为多，故仿古而铸祭器，因以赐大臣。其制作不类于常祀之器，应知先儒之说多虚文也。近陆氏所作礼象，庶几于古乎，其于礼图固有间矣。款识之用，则亦如是而取诸器物。商人之识多以盘，周人之识多以鼎，盘、鼎虽适用之器，然为铭识之盘、鼎不必适于用也，但象其器之形耳。石鼓之作，殆此类也。呜呼！鼎鬲远矣，世变风移，石鼓者其立碑之渐与。然观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，多是盘鼎钟鬲，南粤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铜鼓，其间有有文字者，有无文字者，然皆作鼓形，此由其风俗之所用也。南粤多铜锡，故其鼓以铜；岐周多美石，故其鼓以石。此又由其土之所出也。或言楚、蜀之地中间亦有得铜鼓者。南粤与楚、蜀北连岐、雍，岂其所习尚者多同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