愚闻之，东晋有弱中之强，故江淮分守禦之势；李唐有强中之弱，故河朔养腹心之忧。夫外视弱矣，而守禦有定论，则未尝不强；外视强矣，而制驭不自我，则未尝不弱。夫知守而后可以谋战，苟惟守之无地，则战者虽百胜，其能久乎？东晋虽战不足而守则固，是以聪、勒、苻坚之强不能逞南渡之欲。李唐虽战有馀而守则不力，是以赵魏之地常鞠为盗贼之囿。天下之势，其根本在守而其应在战，是知远攻者必近守，不可忽也。刘宋元嘉七年，到彦之等以舟师自淮入泗，溯河西上，碻磝、滑台、虎牢、金墉四镇，列兵分守，魏主命悉众北渡，诸将莫不称庆，而王仲德独以为敌人仁义不足而凶狡有馀，今敛戍北归，必并力全聚，若河冰既合，将复南来。至十一月而四镇复陷，以檀道济之威略，亦不过全军而已。此前事之鉴也。往者北人之归河南五路也，或传北人之谋，谓要得入川不难，将陕西弃下三五年，南兵决来守之，道路已熟，一发决去，必取川蜀。是知示弱以致吾之骄，佯北以诱吾之进，遗我以残破之地，使吾取之以分吾兵势，约我以和好之言，俾吾信之，以出吾不意。我之前日所以失者，犹元嘉也。夫鞭虽长不及马腹，而强弓之末不能穿鲁缟。六朝之际，河南之地随得随失，盖地既平旷，敌通其内，淮南隔其外，而制胜之重或又遥决于大江之南。藉使得河南之地，多置兵则粮运难通，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，大军稍远，士心便怯，此宜可虑也。愚谓今日悠久之虑，要以守而待战。两淮之地形势不相为应者，愿仿六朝兼督之制，以重臣分临之，多者不过数州，使诸将有以分屯而听其节制。如庆历各以分委韩琦辈，重其方面之权而申以春秋责帅之义，无事则谋守，有事则总之于府。此所谓以守养战而以弱养强也。